1673年冬，康熙皇帝刚刚开始亲政，面临了自上位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他下达削藩令后，远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起了反清的大旗，联合靖南王耿精忠的儿子尚之信及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发动了三藩之乱。这场震动全国的叛乱不仅影响了清朝的政局，也引起了隔壁朝鲜王朝的高度关注。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朝鲜一向仇视清朝，并把吴三桂反清视为义举，但却始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当这一消息传到汉城时，朝鲜的宫廷震动了。使臣带回的情报显示，吴三桂掌控了云贵两省，任命的官员遍布各地，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朝鲜的君臣在密议时激动不已，甚至有人拍案而起，认为这是天赐的良机。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现实的考量逐渐占据上风。朝鲜肃宗李焞眉头紧锁，反复询问大臣们：“若清朝命我们出兵剿匪，我们该如何应对？”

朝鲜对清朝的仇恨由来已久。早在1636年，朝鲜仁祖曾在“丙子胡乱”中被迫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史称丁丑约条，这段屈辱历史深深刻在朝鲜人的心中。而更令他们痛心的是，曾经庇护朝鲜的明朝早已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曾被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因此，当朝鲜听说吴三桂起义反清时，国内的北伐情绪一度高涨。北伐派认为，吴三桂父母的墓葬为虚葬，认为这早已显示吴三桂有反清的想法。一些激进的大臣甚至提议整军备战，联合吴三桂从东西两面夹击清朝。然而，以领议政许积为代表的务实派却对此表示担忧，许积在会议上直言：“清国虽困，制我足矣。”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清朝面临内乱，朝鲜的军力依然无法与之抗衡。

此外，清朝的政策变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刚入关时，清朝曾严加控制朝鲜，要求朝鲜大额贡赋，还强征朝鲜军队参与征讨明朝。但自定都北京后，清朝对朝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逐渐采取怀柔政策。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不仅送回了朝鲜的世子，还减免了贡赋，实施了厚往薄来的策略。当三藩之乱爆发时，康熙十三年（1674年），朝鲜以为清朝使者来朝是为了征调军队，结果只是告讣，消息传回后，朝鲜才松了口气。

朝鲜自身的困境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彼时，朝鲜正遭遇严重的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肃宗无奈地对大臣们说：“今岁饥馑，民不聊生，如何兴师？”更讽刺的是，最终帮助朝鲜渡过饥荒的正是他们曾经敌视的清朝。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使得朝鲜的北伐计划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在这个背景下，朝鲜将希望寄托于其他反清势力，比如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漠西的准噶尔部。朝鲜曾默许郑成功派舰队北上，并让其船只在济州海域活动。吴三桂死后，朝鲜甚至对其继任者吴世璠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朝鲜的这一“借刀杀人”策略，正反映了他们既想反清又不敢亲自出兵的矛盾心态。

朝鲜国内的意见分歧也非常关键。以儒生为代表的北伐派高举道义大旗，认为必须为大义出战；而以肃宗为首的务实派则更关心国家的安危。肃宗曾私下对心腹大臣说：“大义名分固然重要，但若因此招致灭顶之灾，我们如何面对列祖列宗？”这种分歧最终导致北伐计划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

随着清军逐渐平定三藩之乱，朝鲜的幻想也逐渐破灭。当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入昆明，彻底平定叛乱的消息传来时，汉城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重。肃宗望着外面飘落的雪花，感叹道：“天不助我，奈何？”曾经喧嚣的北伐讨论，最终随着三藩之乱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这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尽管朝鲜深深仇视清朝，却不得不接受作为清朝藩属国的现实；尽管朝鲜将吴三桂视为义士，却始终未能与其联合。这种矛盾的选择，实际上展现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时，朝鲜最终选择了对国家最有利的道路——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始终未曾跨过鸭绿江，与吴三桂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