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在魏、蜀、吴三国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汉末三国鼎立的六十余年里，孙刘联盟抗曹成为大势所趋，但这种联盟并不牢固。魏、蜀、吴三国之间攻守易位，你来我往，战事连绵，局势异常复杂。

公元221年，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发动大规模西征，这是蜀汉与东吴自211年孙夫人挟持阿斗、215年湘水划界、219年偷袭荆州之后的第四次直接冲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确保战役胜利，刘备甚至暂时放下了“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还特地派人向曹魏的曹丕致书吊唁，表达友好，以示自己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曹魏。

关于刘备出征的兵力，《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孙权请求曹魏援助时报告，“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这四万人是刘备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如果再加上马良从五溪调来的蛮夷兵、先期抵达夷陵的水军约万人，以及镇北将军黄权在江北防守曹魏的万余人，刘备总兵力约为六万。

刘备此次伐吴的目的远不止是夺回荆州，而是意图彻底削弱东吴的实力，类似赤壁之战前曹操的野心。这也意味着刘备公开否定了诸葛亮原本联吴伐魏的战略，先对东吴出手，再图后续征伐曹魏。因此，当孙权求和时，刘备毫不犹豫地拒绝。

回顾赤壁之战，曹操曾集结二十万大军，其中嫡系十五万，收降刘表军七万。而周瑜在给孙权的劝战书中虽极力贬低曹军，但仍坦承“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七八万”。结果，曹操二十万大军被周瑜三万兵力和刘备两万军队联手打得溃败北退。赤壁之胜显示，兵力多寡并非决定性因素，但没有足够实力支撑，战争胜算仍然渺茫。

东吴的实际兵力并不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指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孙权也曾告知诸葛亮：“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在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前，东吴经过赤壁大胜后的繁衍生息，总兵力已有约十万之众。刘备作为赤壁亲历者，对东吴实力有清醒认知，可见他带六万兵力伐吴的决定，是基于充分的自信与策略。

考古发现或许能解释刘备伐吴的底气来源。

首先，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时期简牍十余万片，其中编号6-2099的简牍记载：“建安二十四年，都尉书给将军吕岱，力瑜所将士伐武陵、长沙叛众，叛众首尾关羽……军故吏烝兄年卌九，嘉禾四年四月十八日叛走……”。这说明即便长沙划归东吴，叛乱依然频发，蜀汉在荆州的影响力始终存在，为刘备西征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刘备入蜀后铸造的直百五铢大额货币，在东吴境内的出土比例远高于本地钱币。考古数据显示，出土的四千枚钱币中，约98%为蜀汉铜钱，东吴铜钱仅五十枚左右。这表明蜀汉货币已成为东吴的“硬通货”，控制了东吴的经济命脉。如果蜀汉停止输出直百五铢，东吴军需供给将受到严重冲击。东吴虽曾铸造大泉五百，但民间不认可，最终废止。

正因如此，刘备才敢无视赵云等人的反对，坚决西征伐吴。他深知兵力对比固然重要，但掌握经济与地方影响力同样关键。至于夷陵之战的惨败，并非因兵力不足，而是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这又是另一个历史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