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界，郭沫若积极思考和推动左翼文学运动开展，努力促进上海作家群体的团结合作。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重要举措，是他采取主动姿态，争取鲁迅的支持与合作，与成仿吾等激烈批判鲁迅的过激做法相比，明显不同。1927年10月，郭沫若从广东辗转香港回到上海，虽然身为被蒋介石通缉的政治要犯，但他仍然想方设法为创造社的发展建设出谋划策，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创造周报》。郭沫若在《跨着东海》一文中，对其采取行动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在加强创造社力量方面，他邀请了阳翰笙、李一氓两人加入，还通过蒋光慈、郑伯奇，表达邀请鲁迅参与合作的意愿，并且得到应允：“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鲁迅）是慨然允诺了的。”在为创造社作掩护工作方面，他设想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与步骤，其中之一便是恢复《创造周报》，专以青年为读者对象，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专门在12月3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周报复刊启示，署名人以鲁迅打头，自己排名其后，参与署名的还有时为创造社成员的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但是，郭沫若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与成仿吾等一批留日同仁的主张不相吻合，并且明确表示对邀请鲁迅加入创造社办刊不感兴趣。

其实，郭沫若邀请鲁迅加入，明说是为了掩护创造社的活动，而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利用鲁迅的地位与影响，来促进上海作家群体的团结与联合，为建立左翼作家联盟奠定基础。据当时参与拜访鲁迅的郑伯奇回忆称：

我们觉得这么多的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岂不是很好吗？蒋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

看来，郭沫若的想法与鲁迅不谋而合，并且鲁迅当着郑、蒋二人的面，明确说恢复《创造周报》作为上海作家联合的共同文学园地，这应该是他欣然接受邀请、原意合作参与的主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郑伯奇在回忆中只字未提成仿吾，而郭沫若则明确说成仿吾不赞成恢复《创造周报》，他要新办理论与政治倾向性更强的刊物，突出“批判”性，这自然为后来成仿吾本人等后期创造社作家批判鲁迅、导致作家联合的局面被破坏埋下了伏笔。郭沫若在日本市川市居住下来以后，不久成仿吾也从国内来到日本，向他介绍了创办《文化批判》的相关情况，郭沫若得知该刊物公开发起对鲁迅的批判，心里不以为然：

《文化批判》一出版以后，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燃起了弥天的烽火，很热烈地受到青年的拥护。我听了是很兴奋的。但朋友们严烈的内部清算的态度，我始终认为有点过火。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扬弃，而且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构成了一个混乱的局面。

鲁迅对于创造社批判他，很是愤怒，故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时，特别提及此事，并表达一直以来的内心不满：“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候就等着有一个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依照鲁迅的看法，原来宣称以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法理论和方法为宗旨的后期创造社众人及其《文化批判》，并没有真正学会运用这一理论武器，他们所热心的只会用“骂来骂去”来攻击对方，认为是没有下功夫做好“招兵练将”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带便”把这事拿来说，可见其并未真正谅解那些骂他的人；而其选在如此郑重的场合旧事重提，显然所说非虚，且对方有理亏之处。

郭沫若从1926到1928年的数年间，接连发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观念的文章，既表达自己与社会和时代一同起舞的愿望与决心（《桌子的跳舞》），又反复呼吁青年要加入社会，向以工人为代表的无产者学习，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革命的特殊时代里努力作为。他在《英雄树》《留声机器的回音》等文章中，严肃地对自己曾经极为迷恋的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等小有产阶级思想观念进行深切剖析和清算，解析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彰显其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极力推崇和坚定信念。为了现身说法地叙述自己的思想方向转变过程，他特别引用了1925年6月为《文艺论集》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自由，主张个性，总不免有几分僭妄。……在大多数人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毋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

郭沫若在对旧观念表示“忏悔”的基础上，总结了他完成思想转变的三大成功经验：“第一，他是接触了悲惨社会，获得了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的新观念；第二，他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觉得在资本制度之下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思想是僭妄；第三，他获得了新的观念，便向新思想，新文艺实践方面出发去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郭沫若一旦完成思想转变，就把新思想、新文艺落实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观念或口头上。一个在思想观念上实现根本转变，又能勇于用实际行动去实践他所崇奉的革命理想和文艺信念的进步作家，其为左联成立所做的数年准备，自然是非常充分的了。

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失利的艰难时刻，义不容辞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当时做出这一重大政治决定需要极大的斗争勇气，而且对于其后来终身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其能够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亮明反蒋立场的战斗檄文，跟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及与共产党人的主动接近，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采取积极主动姿态，团结包括鲁迅在内的更广大进步作家群体，共同从事左翼文学的创作和文艺阵地的开拓，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正相吻合，对于组织最大的文艺进步力量，来与国民党极右势力开展政治、文化斗争，唤醒更多普罗大众支持参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既是现实的斗争需要，也是有利于革命事业长期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在郭沫若自身的文艺创作道路上，他决绝地与过去的表现自我、艺术至上文艺思想观念告别，自觉转向走近民众，深入社会底层，体验工农大众的真实生活，甘愿把自己变成进步政治思想传播的“留声机”“传声筒”，尽情为广大“水平线下”的无产者鼓与呼，并把这视为自己的文艺创作实现“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由之路。这一切不只关系到郭沫若个人的创作道路、创作方法的巨大转变，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组建左联的政治目标的能否实现、文艺方针能否得到贯彻执行的重大时代命题。从这些层面看待郭沫若在左联成立之前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其作用与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