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临终前，蒋介石还跟蒋经国念叨：“吴石那小子，我给了他中将参谋次长，要兵有兵要权有权，他怎么就非要跟共产党走？”他到死都想不通，自己视作“可用之才”的高官，怎么就成了他口中的“叛逆”——可他从没想过，吴石要的，从来不是他给的那些官帽和银元。

吴石这辈子，最早认的不是国民党，是“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才17岁，揣着把菜刀就跟着同学冲进城，后来考进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的是“治军救国”，不是“为党效忠”。他在日记里写过：“我穿军装，是为了让中国不被拆成几块，不是为了帮哪个党争地盘。”北伐的时候，他跟着部队打吴佩孚，1926年南昌战役里腿被子弹打穿，躺在担架上还跟护士说：“只要能统一，这条腿废了也值。”也是这次战役，他背着受伤的陈诚（当时陈诚是第六期保定生，两人并非同期同学，这是他们私交的起点）躲进弹坑，分食最后一壶稀粥的事，后来陈诚还跟下属提过好几回。

可后来他慢慢看清了。抗战后期，他在军令部当厅长，管着全国的军事档案，不直接指挥前线战役，却天天看国民党部队克扣军饷、军官倒卖军火的报告，还参与制定过武汉会战、桂柳会战的作战计划。有次他去河南视察，看到士兵们吃的是掺沙子的米，而军长家里却囤着几十箱洋酒，他当场就把军长骂哭：“我们拿着枪，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让你们当土皇帝！”那时候他就跟下属说：“如果一个党，把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前面，迟早要失去人心。”

蒋介石一直觉得，吴石是“可用之才”，所以拼命给好处。1949年国民党退台，蒋介石专门把吴石叫到南京，拍着他的肩膀说：“辞修跟我提过你，去台湾后，你当国防部参谋次长，授中将衔，以后还能升上将。”还给了他一栋在台北的小洋楼，配了专车和保镖。可吴石没要那栋楼，说“我家小，住普通房子就行”，专车也很少用，天天自己走路去上班。

其实早在1947年，吴石就通过早年认识的何遂、何康父子，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他从没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却想着把手里的情报，给真正想统一的人。到了台湾，他看到的更让人寒心。保密局到处抓人，只要说过“想回大陆”的，都被安上“共谍”的罪名。有次他去看守所视察，看到一个年轻学生，就因为写了篇“希望两岸统一”的文章，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回来后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找地下党同志，说“我手里有国民党的军力部署图，还有沿海防御计划，这些得送出去”。

那时候蒋介石还蒙在鼓里，总觉得吴石“忠诚可靠”。有次开会，他还当众夸吴石：“次长办事细心，连每个部队的弹药储备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们都要学他。”可他不知道，吴石记这些，不是为了帮他守台湾，是为了让大陆那边知道，两岸本是一家人，没必要刀兵相向。1950年2月27日吴石被捕，蔡孝乾叛变供出他的时候，蒋介石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当天日记里写的是“殊为寒心，令即逮捕”；直到看到吴石传递情报的证据，他才拍着桌子骂：“我待他不薄，他怎么敢这么对我！”后来审判时，三位主审法官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建议判死缓，不是因为私交，是觉得吴石为官清廉，没直接造成军事失利，结果都被革职，6月7日蒋介石批处决令时，日记里还写着“郁结未解”。

吴石被捕后，蒋介石还想过“招安”。他让陈诚去劝吴石，说只要认错，还能保他中将职位，甚至可以让他去美国养老。可吴石只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没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但你要搞分裂，我就不能跟你走。”临刑前，他给家人写的信里没提一句自己的委屈，只写了“此生唯憾，未能见两岸统一”。

蒋介石到死都没琢磨透，他总觉得“人往高处走”，官大、钱多就能留住人，却忘了吴石心里装的是“国家统一”的执念。他给的那些高官厚禄，在吴石眼里，不过是“分裂者的诱饵”——你想让他帮着守分裂的摊子，他却想推着国家回到完整的样子。

直到现在，台北马场町的吴石雕像前，总有人放一束白菊，旁边的石碑上刻着他临刑前的话：“我为统一死，死而无憾。”而蒋介石的日记里，关于吴石的疑问，到最后也没画上句号。其实答案很简单：有些东西，不是官帽和银元能买到的——那是一个人对国家的赤心，对民族的坚守。到底是吴石“背叛”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背叛”了吴石心中的“国家”？这事儿，怕是还要争上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