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新中国首次授衔典礼正进行。开国上将陈再道昂首走上台时，一个九岁的男孩在人群里蹦跳、打闹，招呼都懒得打。围观军官小声嘀咕：“那就是陈家的大儿子陈东平。”很多人没在意这个小插曲，谁能想到八年后，孩子会把自己推向深渊。

再往前追，陈再道出生在湖北麻城，十七岁扛枪闹革命，伤疤遍布全身；而战火另一端，妻子张双群跟着“妇救会”给部队缝军装。夫妻聚少离多，对孩子的教育只能靠一句“别让老师告状”。等局势稍稳，父母把全部亏欠一次性补偿，零花、衣服、电影票一样都不缺。溺爱从此扎根，没人再提“规矩”两个字。

1959年，高考录取榜贴在武汉军区招待所门口，陈东平的名字居然出现在哈军工录取名单里。消息传到前线视察的陈再道耳中，他眉头舒展开来：“孩子有救了。”哈军工纪律森严，每天早操、夜点名，偏偏陈东平自恃“上将公子”，打心眼里抗拒。新生报到那天，他对同宿舍的毛远新挤出一句：“军装真闷热。”毛远新皱皱眉却没回话。

1961年大将陈赓病逝，学院失去“主心骨”，陈东平暗喜，再没人时时盯着。请假条像雪片飞向教官办公室，“胃痛”“失眠”理由五花八门。与此同时，他偷偷收听“台湾之声”，电波里充斥“自由”“豪车”“舞会”，令他越听越心痒。试想一下，二十出头、脾气浮躁，再加上一点虚荣，危险信号便成了诱惑。

1962年12月，湖北省公安厅截获一封寄往曼谷的密信。信纸不落款，却夹着哈军工宿舍平面图。侦查员敏感地把目标压缩到十几位学员，最终锁定陈东平。1963年3月，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抵达哈尔滨。短短两天，全部证据摆上桌，陈东平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深夜的审讯室里，他低声嘟囔：“我只是想去过好日子。”审讯员冷冷一句：“好日子不靠出卖祖国。”

案卷送达北京。毛主席听完汇报，脸色瞬间阴沉。他喊来毛远新：“你天天跟他上下铺，怎么一点风声没听到？”毛远新急得站直：“他回家休养那半年才变样。”毛主席甩手：“敌台一开，脑子就丢？这算什么接班人！”

最终决定：开除学籍、团籍、军籍，两年劳动教养。判决不公开，却在高干圈里传遍。陈再道只简单回应六个字：“完全同意处理。”军中老战友感慨，这个湖北硬汉头一次喝闷酒。

两年期满后，母亲四处打电话，硬把陈东平塞进河南省外贸公司。外贸肥缺人人眼红，可他依旧花天酒地，派头更盛。1983年，全国严打开始，中央明令：背景再硬，触法必惩。洛阳警方收到数封群众来信，称“几名披着军区家属外衣的青年轮番欺侮妇女”。调查结果直指陈东平，又是他。

1984年4月的洛阳市体育场挤满旁听群众，公审大会庄严而冷峻。检察官念完起诉书，陈东平低头不语。法槌落下：死刑，立即执行。宣判现场无人替他说情，台下议论一句更狠：“老子上将也白搭。”

执行前，他只提出一个请求：“给父亲带句话，对不起。”看守没回答，铁门哐当合上。当天傍晚，一纸判决拍到陈再道办公桌上。老人沉默良久，翻到最后一页签名确认，笔迹仍然刚劲，却不再响亮。

此后，中央军委陆续颁布干部子女管理条例，军校入学审查环节增设家庭背景与品德考评。文件没有提陈东平的名字，熟悉往事的人却明白，它的出炉与那封飞往曼谷的信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