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见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根据地，深感羡慕，也希望自己军队也能在日军后方站稳脚跟。于是他在湖南衡山举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担任教育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培训课大多由八路军教官承担，目的是让国民党军官学会在敌后搞游击、建立根据地的办法。

训练的过程并不像常规军事训练那样保留秘密。八路军教官们毫无隐瞒、分毫不藏地把自己的游击战原理和具体作法讲给这些国民党军官听。课程的核心在于一个原则：无论部队走到哪里，，都要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要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桌上讲解得热火朝天，台下听课的国民党军官却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

为了让对比更直观，培训班用八路军当时的待遇来作示例：前线士兵每月领2元工资，一般干部3元，甚至从团长到总司令的月薪也只有5元。这体现了军队与人民相互依存、同吃同住、同命运的关系。八路军在敌后与老百姓之间形成了深厚的信任，像鱼儿在水中那样自如，群众则是“水”，他们在水中就能自在“游动”。这也正是八路军能够在敌后扎根、扩张梯队的关键。听了这样的讲解，国民党军官们不由自主地叹息，说道：“哪怕是连长，也无法做到与士兵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更别提做到共同生死了。”

然而，蒋介石的做法却并未因此改变。他先后向敌后派出大批部队，企图与共产党争夺敌后控制权。可这些部队在当地并没有赢得民心：他们只向百姓索取物资、敲诈勒索、抢夺给养，对日军则尽量回避交战，遇到日军就逃跑。没有民众基础的支撑，这些部队自然难以立足于敌后，很快陷入“不能游、也不敢击”的尴尬境地。日军的扫荡再加上政治上的诱降，近半数部队被消灭，另一半被迫投降成为伪军，只有少数人逃回大后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数万兵力在敌后迅速扩张，人数一路增长，发展到上百万的规模。蒋介石对这样的局面只能咒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坐大”，却无力改变现实，更无法理解为何对手能够在敌后做大做强，而自己的部队却始终难以实现同样的目标。

真正的答案似乎隐藏在一种艰苦条件下的坚持中：越艰苦，越与人民同甘共苦；越危险，越与人民同生共死。这也正是中共在敌后壮大的奥秘。陈冠任撰写、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全两册）就把这一段段历史写得生动。书中描绘了共产党及其领袖与普通群众之间如鱼与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以及人民群众追随共产党、拥护领袖的真实历史。该书在出版后成为年度畅销的“红色正能量”读物，深受读者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