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上海的一些老朋友又写信来，让你去那儿休息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一位40多岁的女子推开书房的门，关切地问道。

“老陈”放下手中的书，捂着胸口咳嗽了两声，抬头笑着说：“他们的好意我领了，可是现在工作太忙，真抽不开身啊。”

女子心疼地看着他说：“你又拿工作做挡箭牌，这回他们是真的着急了，已经上报给上级了，你还能怎么推辞？”说着，她走到他身后，开始给他捏起了背。

这位“老陈”便是开国大将陈赓，而女子则是他的妻子傅涯。当时，陈赓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的上海老朋友和曾经的部下们写信建议他到上海调养，因此才有了这段对话。

事情的发展正如傅涯所预料的那样，得知陈赓依然坚持推辞，老部下们纷纷向上级反映情况，而上级也一直关注着陈赓的健康，最后通知他暂停工作，前往上海休养。

那时是1961年1月，北京的寒冬特别严酷，而上海的气候较为温暖，医疗条件也更为先进。组织上以及陈赓的朋友们都希望他能在上海好好调养身体。然而，这却成为了陈赓与北京的永别。

早在1957年和1960年，陈赓曾两次发生心肌梗塞，虽然经过及时抢救，但身体依然非常虚弱。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他常常感到胸口剧痛、气喘，医生提醒他若再不休息，后果将不堪设想。最终，陈赓决定听从组织的安排，在完成手头工作后，南下上海住进了一个招待所。

那时的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曾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的政委，和陈赓有着深厚的关系。他特意叮嘱，安排陈赓的饮食要有所照顾，每餐都要有肉。然而，陈赓每次吃饭时，总是把肉挑出来，要求工作人员把这些肉送给有需要的同志。有一次，陈赓眼眶微红地说：“现在国家困难，老百姓的温饱都难以保障，许多一线工作的同志营养不良，我这个无功之人，怎能吃得下肉呢？”他觉得自己已经给组织添了麻烦，实在不想在生活上受到“特殊照顾”。

傅涯回忆说，陈赓总是对大事非常清楚，但对小事却常装作不懂。尽管身体不好、工作繁重，甚至饮食不佳，他的脸色也越来越发黄发青。

除了饮食上的问题，陈赓到上海后，还发生了三件事，这些事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第一件事发生在陈赓到上海几天后。许多干部知道他来上海休养，都想上门看望他。医生本来建议他少说话，但他心地善良，不想拒绝大家的好意。每次有访客，陈赓都强打精神接待，结果过度劳累，导致身体更加虚弱。傅涯为此在背后婉拒了一些拜访的请求，但外界却开始流言蜚语，传言陈赓变得高高在上、官架子大了。这些话传到陈赓耳中后，他一方面抱怨傅涯没有提前商量，另一方面又让人去请那些干部，最终给自己增加了更多的负担。

第二件事是关于傅涯的。当陈赓同意到上海休养时，傅涯觉得自己不能离开他，便申请跟随他一起去上海。然而，陈赓却坚持认为：“现在国家需要人手，我身体还好，怎么能让你跟着？你还是安心在北京工作吧。”傅涯不同意让他一个人去上海，于是两人争执不下。正巧中组部有工作安排在上海，便决定派傅涯到上海市委工作。这样一来，傅涯便能继续陪伴陈赓。到了上海后，傅涯全心照顾陈赓的生活，但由于工作量增加，她忙于处理事务，未能及时关注陈赓的病情。最终，陈赓的身体状况没有得到及时关注，傅涯也一直未能察觉到病情的恶化，直到陈赓去世，她才深感懊悔。

第三件事，是陈赓生命中最后一件事情，实在令人痛惜。事情的起因是在陈赓离京后不久，组织上要求军中的高级将领写一篇作战总结，供年轻军官学习。虽然陈赓作为大将，理应写这篇总结，但因为他身体不好，组织并未通知他。然而，一些上海的将领在与他交谈时提起了这件事。得知此事后，陈赓主动给组织写信，要求自己也参与写作。组织了解他的性格，虽然不愿让他过于劳累，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只要求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口述，由秘书代笔。

起初，陈赓确实按照安排，口述由秘书代笔。然而，在看到初稿后，他总觉得不够满意，决定自己动笔修改。作战总结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需要详细描述战争的前因后果，写作过程非常费神费力。陈赓一旦投入工作，就非常认真，经常废寝忘食，结果病情急剧恶化。

1961年3月15日下午，陈赓突感胸口剧痛和呼吸困难。由于之前有过类似症状，陈赓并未当回事，依然没有告诉医生，也没告知回家的傅涯。直到3月16日凌晨，陈赓突发心脏病，医生赶到时已无法挽回他的生命。

3月16日，陈赓大将去世，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