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对唐通事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富，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集中在唐船贸易的背景下讨论唐通事，另一类则专注于唐通事家族的研究。

首先，关于史料类成果，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出版的《唐通事会所日录》无疑是唐通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来源。除此之外，1897年由神户海关长颍川君平编纂的《译司统谱》（日文名：『譯司統譜』）也是研究唐通事的核心资料之一。这本书按唐通事的职位类别，详细记录了从1604年至1861年间唐通事的任职情况，揭示了唐通事职位设置及任职的变化过程。书中的内容聚焦于职位设置与任命，未涉及唐通事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对，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弥补了这一空白。该书通过大量的碑文和寺庙记录，详细考察了49个唐通事家族的历史，分析了家族的始祖、到达长崎的时间、家族在唐通事中的角色及其贡献，还探讨了唐人日本化的过程，如与日本女性结婚、过继养子、采用日本名字等。这本书不仅为唐通事家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揭示了唐通事在保存中国文化、建立佛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除了这两部史料性的专著，许多学者也从唐船贸易的角度研究唐通事。山脇悌二郎在《长崎的唐人贸易》中简单介绍了唐通事及其在长崎贸易中的角色。李献章的《长崎的唐人贸易》则进一步分析了唐通事职位设置的变迁，并探讨了唐通事报酬等相关问题。林陆朗的《长崎唐通事》以大通事林道荣一族为线索，研究了唐通事制度的变迁及职责的演变。其他一些学者，如许海华，也在其作品中探讨了幕末时期唐通事的相关情况。

在中国学者方面，近年来关于唐通事的研究逐渐增多。刘小珊在其文章《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中，分析了唐通事的起源、规模以及他们在清代的职能。她指出，唐通事多数来自福建，并且具备世袭制，且其工作范围十分广泛。邵继勇则在《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中探讨了唐通事的产生背景、组成及其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王来特在《长崎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中，认为唐通事不仅仅是幕府的官方职员，他们通过这一角色实践了“日式华夷秩序”的理念。

许海华、李斗石等学者则专注于研究幕末的唐通事。许海华在《旧长崎唐通事与近代日本对华交涉》中探讨了明治维新后唐通事的作用，李斗石和王慧杰在《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中，认为唐通事在日本明治维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此外，意大利学者白蒂在《17世纪长崎会馆唐人通事的结构和功能》一书中，对唐通事的设立及其职能进行了详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一类侧重于唐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角色，另一类则专注于唐通事家族的研究。这些研究为理解唐通事在中日贸易史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本文将基于这些研究，探讨唐通事在17世纪的角色，特别是他们作为幕府工作人员在唐船贸易中的身份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通事”最早并不指翻译，而是指朝觐和聘问等事务的工作人员。在《新五代史·晋出帝纪》中，契丹使节的“通事”才开始具备了翻译的意义。到了明朝初期，通事开始活跃在东亚地区的外交事务中，成为翻译人员。17世纪初，随着朝贡贸易的衰退，唐通事的角色逐渐转向民间贸易，成为私人贸易中的翻译和沟通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