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北朝时期室韦与契丹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室韦的地理分布及其与周边部族的关系。室韦主要生活在嫩江流域、呼伦湖、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上游等地区，而其中的大室韦和蒙兀室韦等部已经活动到了蒙古高原东北部。部分室韦则向草原腹地的土拉河、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迁移，这些地区的突厥语族人称他们为“三十姓达怛”或“九姓达怛”。

“达怛”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突厥文碑铭中，指代室韦部族。在第二突厥汗国时期，室韦被称为“三十姓达怛”，而回纥汗国则称其为“九姓达怛”。有些学者认为，唐朝史书中的“三十姓达怛”指的是室韦，而“九姓达怛”则代表的是突厥种族，两者并不是同一部族。然而，从“三十姓达怛”一词来看，突厥汗国视角下的室韦部族数量也相当庞大。

事实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将部族的数量与特定数字相结合，用于指代特定的部落。例如，突厥语族的“九姓铁勒”是指九个铁勒部落，而“七姓室韦”则指室韦南部的七个部落。《资治通鉴》记载：“室韦本有二十余部，其中与契丹接壤的有七姓。”胡注提到，室韦包括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如者部、婆莴部、讷北部和骆丹部，共有七个部落。

从这些记载来看，可以推测，在突厥汗国时期，室韦部族已经与周围其他游牧部落融合，部落数量可能不仅仅是新、旧《唐书》中所说的二十余部。回纥汗国建立之前，室韦部族已经在蒙古高原东部活动。当时，葛逻禄酋长大毗伽称自己为叶护后，其部落强大，八姓乌古斯和九姓达怛都臣服于他。回纥首领磨延啜继位后，继续与葛逻禄及其部属作战。

从《磨延啜碑》可见，回纥在色楞格河一带大败乌古斯和达怛部，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但由于葛逻禄的反攻，回纥只成功使达怛一半部落臣服。最终，回纥取得了对色楞格河地区的控制。碑铭中记载，磨延啜曾在750年秋季向东出兵征讨九姓达怛，这场战役是回纥对色楞格河地区的最后争夺。

室韦部族在鄂尔浑河流域的活动时间并不明确。鄂尔浑河流域是回鹘汗国等北方游牧政权的统治中心。室韦进入该地区的可能时间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在突厥衰落、回纥汗国建立之前，漠北地区的战乱时；第二是在回纥汗国衰退、黠戛斯退回原居地后，漠北出现权力真空时期。根据古突厥文碑铭，室韦的活动时间可以追溯到回纥建国之前，因此他们第一次进入漠北东部地区可能是小规模的迁徙。

到了回鹘汗国衰败后，漠北草原出现了权力真空，契丹逐渐崛起。室韦不断受到契丹的征讨，其中黑车子部尤为频繁。契丹不仅出于扩张领土的需要，还看中了室韦在锻造技术上的优势，这对契丹的经济和铜铁业发展至关重要。契丹的这些军事行动也迫使室韦一部分人向西迁移。

在唐朝末期，由于社会矛盾激烈，周边势力对室韦的保护力减弱，契丹逐步强大起来，对室韦的压迫加剧。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大破后，回鹘人向西迁移，而契丹则继续向室韦施压，部分室韦人不得不向西迁入漠北地区。

进入辽、宋、金时期，文献中对“室韦”的记载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达怛、阻卜等部族。学者普遍认为，阻卜是唐五代时期的达怛部，其部族有时被称作“室韦”。这些部族在辽金时期活跃在蒙古高原，尤其是阻卜部，成为一个强大势力。

从辽代的文献来看，“阻卜”一词有多种解释，如“流沙”、“流动”或“高峰突出”，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契丹语或蒙古语。关于阻卜与达怛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认为阻卜就是达怛，另一种认为阻卜是契丹语部族对室韦后裔的称呼，第三种则认为阻卜是十至十二世纪蒙古高原上的一个自称。

总之，北朝时期室韦与契丹的关系密切。从史料来看，室韦与契丹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特别是在唐代，室韦与契丹同属于东胡系的鲜卑族群，因此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