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大批蒋军高级将领排队登记时，政委贺春年对所长感慨道：“这些人要是出现在戏台上，都是大将军啊！”

贺春年的话不无道理。那些曾在“绥靖区”担任司令、兵团司令的将领，在汉朝的地位可比得上四征四镇的将军。像王陵基、王耀武、杜聿明、康泽等人，甚至可以称为四方将军。而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按照明朝的标准，大概可以算作锦衣卫的千户、指挥使，虽然没有达到都指挥使的职位，但也差得不多。

这些蒋军上将和中将，曾经在战场上风光一时，权力在手，气吞万里，然而一旦被俘，他们就像败了的公鸡一样，整天担心是否能活命。进入战犯管理所后，除了少数几个依旧倔强的人，大部分都开始认真学习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在这其中，有五位特别的“大牛”，他们的档案厚得可以堆成一人高，历史记忆中也有不少关于他们的独特事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五位“大牛”中，有一位上将，四位中将，他们几乎都是蒋介石和戴笠的得力干将，掌握过大权，手握兵团或数省的控制权，生死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若他们在战争中早些投降，战争的损失或许可以减少很多。

这些败将被关进战犯管理所后，虽然不敢与管理人员顶撞，但在他们之间却形成了独特的“鄙视链”。正规军看不起杂牌军，杂牌军又瞧不起特务，而曾经当过汉奸的人，则是大家共同轻视的对象。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蔡守元大喊“我是战犯，不是汉奸”，康泽则说自己是“战场上被俘的正规将军，而不是特务”，这些台词都有历史根据。

例如，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是桂系将领、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官张淦。提到“功德林五大牛”中的上将，大家自然会想到王陵基。他曾是七绥靖区的司令官，也在江西和四川担任过省政府主席。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年纪最大，生活技能几乎为零，甚至连刮胡子都要依赖杜聿明这位副总司令。王陵基年老且脾气暴躁，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提到：“王陵基一向骄傲自大，看不起人，曾因抢女人而打过老蒋一巴掌。”他曾因杀人无数被重庆和万县的百姓称为“王灵官”，意思是他像个凶神恶煞。

然而，尽管王陵基如此骄横，但在战犯管理所内，没人敢轻易与他对抗。徐远举和周养浩虽然擅长逮捕和打击对方，但也不敢轻视王陵基，因为王陵基在四川时曾控制过许多大特务，若得罪了他，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沈醉则是战犯管理所的“社牛”，他人缘极好，无论是与军方大佬如杜聿明、王耀武，还是与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能打成一片。他有着不小的社交技巧，总能通过幽默和小礼物化解矛盾。他在回忆中提到，曾通过赠送衣物和糕点，获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和支持。

在这些将军级战犯中，王耀武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曾担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等职务，掌握着山东的政军大权。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里，一直扮演着“学习委员”的角色，既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也得到了其他战犯的尊敬。沈醉形容他“忠厚老实，处处谨言慎行”，因此最终被特赦。

与王耀武的“黄牛”风格不同，文强和黄维则更为倔强。文强曾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中将副参谋长，他拒绝写悔过书，坚称自己“问心无愧”。尽管这样，他最终也因为坚持原则而拖延了二十六年半才获得特赦。黄维也是一个倔强的将领，曾在被俘后与解放军干部争吵，因其刚烈性格，被剔除出最初的特赦名单。

这五位“大牛”各有特色，性格迥异：王陵基的骄傲，沈醉的社交手腕，王耀武的忠厚，文强与黄维的倔强，构成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独特的风景线。要问他们谁最牛，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想象一下他们要是生活在汉朝或明朝，那可能各自会担任什么样的重要职位，倒也值得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