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的吴敬中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他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曾在军统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指导员兼情报教官、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及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等职务。

与他类似，《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在八一南昌起义时担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文强转变阵营后，担任过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上校参谋等职务，后来还曾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等职务。文强在1946年时就已晋升为中将，这时戴笠因坠机去世，文强感到既感激又遗憾，他曾回忆道：“戴笠与我相处十二年，虽然我从未向他求过官，但他一直信任我，把我的官职提升得比他自己还要高。”

吴敬中与文强早期同样都是我方重要的干部。吴敬中曾写过有关我党制度建设的文章，至今仍可查到。文强在南昌起义时的军衔，比黄埔军校时期同宿舍、曾打过架的元帅还高。而两人为何转换阵营，以及文强加入程潜和杜聿明的队伍后职务变动，尚无详细资料。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探讨：吴敬中在军统中的地位，是否与沈醉、刘安国，或者程一鸣相似？

吴敬中的显著特点有三个：首先，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其次，他是一个“叛徒”；最后，他在军统担任过大区区长、省站站长，是个将军级的大特务。与《特赦1959》中的文强相似，吴敬中和文强曾在东北共事，但吴敬中的职位显然不如文强。由于军统的特殊体制，许多特务掌握监督调查权，戴笠虽为少将副局长，但其实际权力受到限制，军统的等级制度也体现了老蒋的权谋策略。

《潜伏》中的吴敬中，除了历史原型吴景中外，还能看到李俊才的影子。李俊才继任吴景中后，奉命执行潜伏计划，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个计划没前途”，于是带领团队自首。李俊才比沈醉早一些获特赦，他在1966年后成为一名农场小学老师，并最终当了副校长。

此外，《潜伏》中的吴敬中与军统将领程一鸣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程一鸣与吴敬中一样，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在“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的指导下“叛变”，但实则是深度潜伏。他在军统潜伏多年，直至1964年才秘密回归，带回了大量绝密情报。

通过对程一鸣经历的推敲，我们可以理解《潜伏》中的吴敬中为何参与“海峡计划”。程一鸣先撤退到香港，之后又被任命为“反救军第十六路司令”和“情报局驻澳门少将组长”。与吴敬中相似，程一鸣的经历完全符合“假叛变，真潜伏”的特征。吴敬中被安排执行“海峡计划”，也可能借此隐秘任务潜入香港澳门。

因此，如果《潜伏》中的吴敬中与程一鸣的历史原型相似，我们就能解释他为何会如此深度潜伏，甚至可能早已识破余则成的真实身份。吴敬中是否发现了余则成的潜伏身份，可能通过他在行动中发现的种种细节。

最后，吴敬中究竟是“叛变”还是潜伏者？如果他深知余则成的真面目，究竟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更多历史证据才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