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或许是古代圣王中最为完美的人物，皇侃在《论语义疏》中曾言，他上承尧、下启禹，是三代之治的枢纽，更因道德的完善性成为文明的重要象征。只因舜去古久远、文献难征，撰写其人物传记面临诸多困难。不过，若将经典文本与杂记传说相结合，再辅以各地依托传说形成的纪念性地理景观、建筑及祭祀活动来勾勒其形象，仍能生动窥见舜作为历史人物的“文学化”表述。

李永鑫与何俊杰编著的《大舜传》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我结合自身生活所见，谈谈阅读体会。

一、绍兴与圣王

年少时在绍兴，我大抵没太在意周边许多地名与古代圣王的关联。我出生于稽东，曾在王坛附近的青陶中学就读两年，那地方离舜王庙不远，我也曾去过庙里。只是那时我缺乏历史知识，更感兴趣的是舜江的水位落差与庙门口的香樟树。

后来到北京工作，春节回家探亲时又去过几次舜王庙，彼时香火已十分鼎盛，还兴起了庙会与各类祭祀仪式。此次读罢李永鑫、何俊杰编著的《大舜传》，才将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与舜的传说串联起来。比如上虞的“百官”，这地名听着总有些特别，实则源自尧舜禅让时的一段典故——舜与尧的儿子丹朱曾有过“避让”之举，可人心所向，众官员纷纷追随舜而来，“百官”之名便由此诞生。

上虞还有不少地名令人称奇，像“舜耕”“历下”。若是济南人来到上虞，多半会被这些地名勾起疑惑，毕竟济南就有历下区、舜耕山庄，皆是以舜的活动为依据命名的。

绍兴王坛舜王庙

再如余姚，如今因是王阳明的出生地而广为人知，相传舜的后人曾被封于此地，“余姚”之名便源于此。

当然，若仅将舜“本土化”，便难显千年古城的气魄。绍兴还有诸多依托尧、大禹活动形成的地名，这其实不难理解——尧舜禹间的禅让故事与长期考察过程，本就需要将他们置于相近的地理空间内，即便以今日视角来看，这些地方似乎难以承载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离舜王庙二十公里处，有个叫“尧谷”的村子。这个不起眼的村子，正因地名的特殊读法而引人留意：绍兴本地人会读作“niaogu”，可四邻八乡却读成更接近北方发音的 “yaogu”——人们实则将其视作尧帝曾活动的地方，只是未衍生出其他相关的历史遗迹。

而经大史学家司马迁“认证”的大禹，因治水成功后在会稽山记功、最终崩葬于此的记载，“大禹陵”的存在便有了确凿依据。据冯建荣先生对越语的考证，大禹活动区域或许更靠近“尧谷”与“舜王庙”之间，且“冢斜村”居住着一批为大禹守墓的家族。如此一来，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早期文明源头与中华文化标志性人物的尧舜禹，便在绍兴、上虞、嵊州、余姚、萧山一带形成了一个文化符号集群。

若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审视，我们不必简单将这一现象归为后人“虚构”，反倒能从中看到文明流播中文化符号迁移的 “文化认同”意义——这恰是理解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原理的重要切口。

二、绍兴为何有那么多圣王的遗迹

绍兴能留存如此多文化遗存，尤其是圣王遗迹，一方面是因为绍兴作为拥有两千多年连续建城史的古城，承载了无数历史事件。且不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已成千古美谈，大禹的传说更有司马迁《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夏本纪》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尽管大禹的主要活动空间在黄河流域，但他治水成功后的庆功会确是在会稽山召开，最终也长眠于这座并不算高的山上。

会稽山香炉峰

我猜想，大禹与会稽山的关联，正是尧舜禹圣王故事能在会稽山周边汇聚的重要支点，进而构成了相关的“圣迹”网络。

从李永鑫、何俊杰所著《大舜传》中可知，这些关于舜的故事流传，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魏晋时期，二是南宋之后。这与中国文化史上两次重要的南迁浪潮密不可分：一次是王、谢等世家大族的“衣冠南渡”，另一次则与南宋朝廷定都江南相关。这些世家大族选择浙江、福建乃至更遥远的广东作为落脚点，虽在当时是不得已的自保之举，却在实质上推动了中华文化的逐步南迁。且随着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国文化的创造力中心也逐步南移。

在这一南移过程中，一个重要现象便是：人们依据早期经典记载，不断将圣王的活动踪迹本地化、丰富化。联想到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禹迹图导读》，与其说是对大禹活动踪迹的梳理，不如说是随着文化传播的不同进程，在各地不断“塑造”出大禹治水的“踪迹”。

因此，若我们试图从《中国禹迹图》中寻找大禹真实的活动轨迹，不如换个思路——从其中探寻中华文化向四周拓展、逐步构建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国家级非遗“绍兴舜王庙会”

尧舜禹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标识性人物，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理想；他们在中华大地上流传的故事，正是文化价值观传播的鲜活轨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大舜传》与由绍兴发起出版的《大禹传》《浙江尧舜遗迹图》《中国禹迹图导读》的价值也由此彰显。

（作者干春松系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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