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的不同解读：从司马彪到陈寿的史观之争》

在三国历史研究中，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对诸葛亮三顾茅庐的记载与主流说法大相径庭，其《战略》一书更是将诸葛亮塑造成一个热衷权术的形象。这部史书还包含对孔融的负面描写，以及对孙吴君臣关系的贬低，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史观立场。

以孙权与鲁肃应对曹操南征的记载为例，不同史书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描绘了一幅君臣相知的温馨场景：当孙权得知曹操东进的消息后，与众将商议对策。在众人纷纷主张投降时，鲁肃沉默不语。孙权起身更衣时，鲁肃追至屋檐下，孙权立即明白其意，握住他的手询问。鲁肃直言众人之议会贻误大事，表明自己可以降曹，但孙权绝不能降。这段记载展现了二人心有灵犀的默契关系。

然而裴松之在注释中引用的《魏书》和《九州春秋》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面对曹操大军压境，鲁肃用激将法劝说孙权，甚至以不如送家人到邺城否则将有大祸等言辞刺激孙权，导致孙权大怒欲斩之。鲁肃才转而建议联合刘备抗曹。孙盛在《吴书》及《江表传》中驳斥了这一说法，指出鲁肃初见孙权时就主张抗曹，不可能突然改变立场劝降。

这种对诸葛亮事迹的另类解读并非孤例，它反映了司马彪倾向于站在曹魏立场书写历史的倾向。这段史料源自曹魏官方史书《魏书》，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关于陈寿的仇蜀说，历史上存在诸多争议。南宋萧常在《续后汉书》中提出，陈寿因父亲被诸葛亮处罚，自己又遭诸葛亮之子轻视，加之在蜀汉仕途不顺，故在《三国志》中贬低蜀汉君臣，将正统地位归于曹魏。周必大在为该书作序时也持此观点。元代黄溍更进一步认为，陈寿刻意淡化诸葛亮的功绩，特别是对司马懿的胜利，既为报私怨，也为避时讳。

现代学者李则芬也指出，《三国志·诸葛亮传》几乎抹去了所有奇谋功绩，只保留无法否认的战绩如斩王双、张郃等。这种观点影响深远，元代苏天爵、赵居信，明代赫瀛等都持类似看法。

然而，这种仇蜀说存在明显漏洞。首先，陈寿在蜀汉的仕途不顺是因为他不愿与宦官黄皓同流合污，这反而证明了他的忠诚。清代学者朱彝尊、王鸣盛等已指出，《晋书》中关于陈寿与诸葛亮父子恩怨的记载并不可靠。王鸣盛更直言《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

值得注意的是，为蜀汉正名的历史观要到东晋才兴起。当时面对权臣专权的局面，史学家开始反思政权合法性问题。如袁山松在《后汉书》中批评曹操因尧、舜而窃国，孙绰则严厉谴责谯周劝刘禅降魏的行为。这些观点都出现在陈寿去世之后，若以这些后出的标准来评判陈寿，未免有失公允。

实际上，陈寿的《三国志》在三国正统观的发展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他尽可能公正地对待三国各方，既不像后来东晋史家那样明确以蜀汉为正统，也不完全倒向曹魏。清代康发祥指出，裴松之的注虽然补充了不少史料，但仍不够全面，常璩的《华阳国志》就保留了许多未被引用的蜀汉史料。

综上所述，对陈寿仇蜀的指控多源于后世误解。作为身处魏晋之际的史学家，他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正统观念，我们应当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而非以后世标准苛责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