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李世民的驭人智慧

一、识人用：不拘一格降人才

用人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用对了人，事半功倍；用错了人，可能酿成大祸。因此，古今中外的领导者都格外重视驭人之术。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千古一帝，在用人方面远超一般帝王。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跳出了简单的“忠臣”与“奸臣”的二元划分，而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用人。

这一点不难理解。打天下时，最重要的是才能”，对忠诚度的要求相对宽松。而到了治世阶段，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让大唐成为世界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忠奸之分还那么重要吗？人才稀缺时，他们只能为李世民所用。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被李世民重用？大致可分为三类。

二、君子与小人：善用“小人之恶”

秦琼和尉迟恭是唐初赫赫有名的猛将，但两人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却截然不同。比如，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排名中，尉迟恭位列第八，而秦琼却排在最后。李世民甚至曾想将女儿嫁给尉迟恭，却从未对秦琼有过类似待遇。这是为什么？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又往往体现在为人处世上。秦琼忠义正直，堪称君子，史书还是民间传说中，几乎找不到他的污点。相比之下，尉迟恭就显得有些小人做派了。

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恭亲手杀死李元吉，甚至威逼李渊退位，而秦琼则全程保持清白。这恰恰体现了李世民的第一个用人标准：君子往往拒绝作恶，小人则拒绝行善，而李世民更倾向于利用“小人之恶”。

再比如李靖和李勣，两人都是公认的君子。李靖立下赫赫战功，却被李世民借小人之口诬陷谋反——这显然是李世民故意为之。而李世民临终前将李勣贬出京城，却对儿子李治说：“如果李勣不服，就杀了他；如果服从，就召回重用，这样你就能对他施恩，从而驾驭他。”

对李世民来说，善与恶就像硬币的两面，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不过，他更偏爱“小人之恶”。当然，这里的“恶”并非民间意义上的道德败坏，而是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某些看似不光彩的手段反而能推动大局。比如，没有尉迟恭的“恶”，或许就没有李世民的登基，更不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

三、纳谏与智慧：以退为进的驭人之术

李世民的智商毋庸置疑，但他却常常表现得“智商不在线”，比如被魏征抓住错误时，他会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被“训斥”。然而，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魏征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才华横溢，若李建成顺利登基，魏征必是宰相。李世民和魏征都心知肚明这一点。但李世民为何仍重用魏征？原因有二：

1. 李世民麾下已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能臣，他们与李世民配合默契，魏征若想立足，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他凭借直言进谏，成为李世民的“镜子”，赢得特殊地位。

2. 李世民深知隋炀帝的教训——隋朝灭亡的根源之一，就是隋炀帝过于自信，滥用民力，导致国家崩溃。因此，李世民刻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姿态，避免重蹈覆辙。

这一点在尉迟恭和秦琼身上也有所体现。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故意犹豫不决，逼得尉迟恭急眼大喊：“大王如今优柔寡断，绝非明智之举！”最终促使李世民下定决心。而秦琼则沉默不语，因为他更倾向于做好分内之事，而非干预他人决策。

四、情感驭人：性情相投者得重用

这一点或许更多源于李世民的真性情。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世民性格外向、情感丰富，因此他更青睐同样性情直率的下属。

比如尉迟恭，虽有“小人之恶”，但性情耿直，喜怒形于色。而秦琼则沉稳内敛，不善言辞，更习惯用行动证明自己。因此，李世民更偏爱尉迟恭、魏征、褚遂良这类敢说敢做、甚至敢当面顶撞他的臣子。而秦琼、李靖、李勣等人虽然能力出众，但一旦完成任务，往往会被收回实权。

就连一向被认为稳重的房玄龄，也有情绪化的一面，比如著名的“吃醋”典故就暴露了他的真性情。相比之下，秦琼这类沉稳之人，自然不如尉迟恭那样受宠。

结语

李世民的驭人之术，核心在于灵活变通。他既用君子的正直，也用小人的手段；既展现智慧，又假装愚钝以纳谏；既看重才能，也注重情感纽带。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才成就了贞观之治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