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生动描绘了诸葛亮早年在隆中隐居的岁月。这位年轻才俊常将自己比作春秋名相管仲和战国名将乐毅，但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认可他的才能，唯有挚友徐庶、崔州平等寥寥数人慧眼识珠。这段记载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在蛰伏时期展现出的非凡自信与远大抱负，彰显了他异于常人的胸襟。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能与管仲比肩的贤相不在少数。比如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继任相位的曹参，都是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在军事领域，孙武、孙膑、吴起、白起、韩信等名将的赫赫战功甚至超越了乐毅。那么，诸葛亮为何独独推崇管仲与乐毅呢？这并非因为他们的忠诚品质，而是源于他们创造的丰功伟绩。深入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诸葛亮许多看似矛盾的行为选择。

管仲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他最初效忠于齐国公子纠，在夺位之争失败后沦为阶下囚。幸得挚友鲍叔牙力荐，齐桓公不计较他曾射伤自己的前嫌，委以重任。在桓公支持下，管仲推行改革，最终助齐国成就霸业。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典范，他先后侍奉多位君主，其忠诚更多是服务于个人政治理想的实现。

乐毅的人生轨迹则更为曲折。祖籍魏国的他因家族功勋定居中山，后又随家族迁徙至赵国。在动荡的战国时代，他先后效力于魏、燕等国，最终在燕昭王麾下大放异彩。与管仲相比，乐毅的择主而事更为明显，他始终在寻找最能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而非固守一国一君的忠诚。

由此可见，管仲与乐毅都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忠君爱国思想。他们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个人发展需要，这与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士人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务实的态度，恰恰是乱世中成就大业的关键。

诸葛亮身上，我们能看到类似的价值观。他推崇管仲、乐毅，正是看重他们力挽狂澜的非凡能力。管仲执政前，齐国偏居东方，屡遭外族侵扰。在他的改革下，齐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首霸。乐毅则帮助弱小的燕国实现逆袭，五年间连克齐国七十余城，几乎灭亡这个东方强国。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治国才能，正是诸葛亮心向往之的。

这种推崇与诸葛亮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东汉末年，皇权式微，群雄并起，与管仲时代的春秋乱局何其相似。刘备集团作为弱势一方，更需要这种绝地反击的战略智慧。诸葛亮选择辅佐实力最弱的刘备而非曹操、孙权，正是看中了这种从无到有、以小博大的可能性。

这也解释了诸葛亮为何不顾国力差距坚持北伐。在生命最后七年里，他六出祁山，与其说是为了消灭魏国，不如说是为实现心中宏图做最后一搏。虽然最终功败垂成，但这份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与管仲、乐毅一脉相承，永远值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