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卢沟桥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华北大地硝烟弥漫,上海方向也是炮火连天。这是一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也是一个需要所有中国人站到一起的时刻。就在这年的9月22日,一件影响抗战全局的大事发生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份宣言的发表,并非一蹴而就,它的背后,是数月的曲折谈判、时局催迫,以及无数人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深切期盼。
早在这一年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就将这份宣言递交给了国民党。宣言中的字句,充满了民族危亡关头的急切与真诚:“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向全国同胞提出了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然而,这份呼吁团结的宣言,被搁置了整整两个月。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对于是否要联合共产党抗日,仍心存犹豫,甚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并未因此停下。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局势的急剧恶化,使得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共产党的提议。“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的这番谈话,到了8月中旬,在上海燃烧的战火中,变得更加现实和紧迫。
转机出现在8月中旬。面对上海岌岌可危的形势,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18集团军)和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也在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历史的齿轮在战火的推动下终于加速转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份迟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针对此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他在谈话中肯定了共产党宣言中所列举的抗日主张,并表示:“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诚接纳。” 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这个消息,如同在阴霾的天空中划开一道口子,让阳光照射进来。它让无数担忧国家前途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是啊,还有什么比一个分裂的国家走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更能振奋人心呢?
宣言的发表和统一战线的形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就在宣言发表三天后的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就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用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证明了团结抗战的力量。
回首看1937年9月22日,它不仅仅是一个宣言的发表日,它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摒弃前嫌、共赴国难的象征。这份宣言的背后,有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和让步妥协,有国民党政府在现实压力下的最终抉择,更有全国各族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强烈呼声。它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每当回想起这一天,总让人感慨万千。它告诉我们,当巨大的外部危机来临之时,内部的团结是多么可贵和有力。那段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但那种在国家民族危难面前所迸发出的凝聚力和牺牲精神,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铭记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