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通过现代精密科学仪器对秦始皇陵的全面扫描检测，考古学家得出了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结论：这座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寝并非采用传统的中原坐北朝南布局，而是呈现出独特的坐西朝东方位。这一发现引发了学界对秦文化独特性的深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朝向并非秦始皇陵独有，考古证据显示，秦朝历代先公先王的陵墓同样遵循这一规制，例如著名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就是典型例证。更令人惊讶的是，秦都咸阳的整体城市规划同样打破了中原传统，采用了坐西朝东的整体布局。在陕西境内已发掘的近千座秦墓中，考古数据显示超过90%的墓葬都保持着相同的朝向特征，特别是秦公陵园内32座规格较高的大墓，无一例外都延续了这一建筑传统。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秦人在陵墓和城市建设中都执着于坐西朝东的方位选择？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谜题，最终被新出土的战国竹简所揭示。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古代礼仪制度中的方位尊卑谈起。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详细记载的鸿门宴场景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当时项羽与项伯面向东方高坐主位，谋士范增面向南方陪坐，刘邦则面向北方就座，而张良只能面向西方侍立。这一座次安排明确显示，作为宴会主人的项羽选择了坐西朝东的最尊贵席位。类似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井陉之战后，韩信为表示对李左车的敬重，特意安排其东向坐；项羽为招降王陵，也将其母安置在东向尊位；《史记》还记载周勃自居东向接见说客的细节。明代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总结道：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清代学者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进一步阐释：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这些史料充分证明，在先秦时期，东向为尊的方位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这是否就是秦始皇陵采用东西向布局的原因呢？考古证据给出了否定答案，因为周代墓葬仍以南北向为主，显然陵墓朝向与宴席座次属于不同的礼仪系统。

关于秦人独特的方位偏好，学界曾提出多种解释，最流行的是东扩说，认为这体现了秦人向东扩张的野心。但这种解释都显得牵强附会，直到新出土的战国竹简揭示了真正原因——这与秦人特殊的族源历史密切相关。传统观点依据《史记》在西戎，保西垂的记载，将秦人视为西戎的一支，《春秋三传》中更直接称秦人为狄秦，这种认知延续了数千年。近代学者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也持此观点。然而，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注意到秦人文化中的东方元素：其始祖神话中玄鸟生商的传说，以及颛顼等先祖的东方渊源，都暗示着可能的东方起源。这一假说在本世纪获得决定性证据——清华简《系年》的出土。这批珍贵竹简明确记载：飞廉东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文中商奄即山东地区的古国，周人将战败的商奄之民西迁戍边，这些被周人蔑称为奄（含阉割之意）的移民，正是秦人的直系祖先。考古学家在山东淄博沂源县和济南莱芜区发现的东安古城与嬴城遗址，为这一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

更关键的是，考古发现证实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东夷族群的墓葬都保持着头向东方的葬俗。学者推测，这种尚东习俗可能源于东夷人对太阳崇拜的原始信仰：地处东海之滨的东夷先民，每日目睹旭日东升的壮丽景象，自然产生天国在东方的宇宙观。秦人作为东夷后裔，虽经周人强制西迁，却顽强保留了这一文化传统，这正是秦始皇陵及众多秦墓坐西朝东的深层原因。需要说明的是，秦人将东向为尊的礼制主要应用于墓葬等特殊建筑，日常居所仍采用坐北朝南的实用布局，以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特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变通，生动展现了古代族群迁徙中的文化记忆与调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