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傅崇碧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叶剑英元帅亲自召见了他。会面地点选在了中南海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窗外新发的柳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帅神情严肃地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卫戍区即将进行大规模扩编，而他将出任卫戍区司令员一职。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傅崇碧内心既感到意外又充满忐忑。他深知，卫戍区作为拱卫中央领导核心的特殊部队，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北京军区，但实际上一直由总参谋部直接指挥。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职位，实则肩负着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任，其政治敏感性和重要性远超一般军事职务。这份任命，无疑是中央对他政治可靠性和军事能力的双重认可。

在傅崇碧走马上任后，卫戍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卫戍区的规模迅速扩大，从最初的一万余人激增至十万之众，编制级别也提升为兵团级单位。这段时期，北京城风云变幻，毛主席发动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如潮水般涌入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是红旗招展、人声鼎沸。与此同时，大批老干部被集中安置保护，卫戍区不仅要确保这些老同志的人身安全，还要维持首都的社会秩序。傅崇碧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亲自部署各项安保措施，在办公室的灯光下，他的身影常常映照到深夜。

虽然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在军队序列中排名并不靠前，但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使傅崇碧得以直接接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参与处理许多核心机密事务。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许多老干部被妥善安置在京西宾馆、海运仓招待所等场所。这些地方戒备森严，卫戍区战士24小时轮班值守，既要防范外部造反派的冲击，又要确保被保护对象的生活需求。傅崇碧时常亲自检查安保工作，对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要求。他深知，这些老同志都是革命功臣，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是保护党的宝贵财富。

除了保护工作外，卫戍区还承担着特殊对象的监管任务。在那些特殊岁月里，有些被监管的老干部后来复出工作时，曾意味深长地对傅崇碧说自己在文革中很红。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傅崇碧总是百感交集。他清楚地记得，1968年3月那个阴冷的早晨，一纸调令突然将他调离北京，随后便被安排到沈阳军区。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刚到沈阳不久，他就被宣布隔离审查。在接下来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东北某处阴暗的房间里。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在部队服役的孩子被迫退伍，正在上学的子女不得不隐姓埋名，连回家探望都成了奢望。每当想起这些，傅崇碧都会苦涩地说：我这个'红人'，红得被关了六七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卫戍区官兵严格遵循上级指示执行各项任务。他们主要负责看管工作，而真正对老干部构成威胁的，往往是那些专案组人员。曾一度被卫戍区看护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虽然被监管在营房里，但至少避免了无休止的批斗，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然而，外界很多人不了解内情，将矛头都指向了傅崇碧。面对种种误解和非议，他始终保持沉默，以军人的坚毅承受着一切。

历史最终给出了公正的评价。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傅崇碧重新被任命为卫戍区司令员。1982年，随着军队编制调整，卫戍区规模缩减，他调任北京军区政委。三年后，这位历经风雨的老将军选择退居二线，结束了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在退休后的日子里，他常常独自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西山，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那些保护与被保护、信任与误解、荣耀与委屈交织的往事，都化作了他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