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的薪火相传：从韩愈到宋代理学家的思想变革】

（一）唐代儒学复兴的先声与宋代承继

孟子思想在宋代并非横空出世，其复兴脉络可追溯至中唐韩愈的儒学革新运动。韩文公在《原道》中系统构建儒家道统谱系时，特别标举孟子距杨墨的卫道精神作为对抗佛老的思想武器。他效仿孟子批判异端的方式，在《论佛骨表》中以激烈言辞抨击佛教，虽遭贬谪却树立了士人气节典范。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将孟子置于尧舜-孔孟的道统序列中，这一创见虽在晚唐五代战乱中几近湮没，却为北宋士人埋下了思想火种。当宋初文人面对绮靡浮华的西崑体文风时，这种批判精神再度被唤醒。西崑体承袭晚唐李商隐獭祭鱼式的用典传统，如杨亿《西崑酬唱集》中雕章丽句的创作倾向，使文学沦为科举应试的精致玩物。景德年间（1004-1007）的贡举改革仍沿袭唐代诗赋取士旧制，这种脱离现实的文风恰与宋初守内虚外的保守政风相表里。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正是通过复兴韩柳古文传统来重振儒学，他们主张

文道合一的创作理念，将《孟子》知言养气融入文学实践，使载道之文成为儒学复兴的重要载体。

（二）儒佛思想交锋与理论重构

北宋儒者在对抗佛老时展现出双重思想姿态。一方面延续韩愈《原道》的排佛立场，如石介《怪说》将佛老比作蚀人心术的妖妄之说；另一方面开始理性审视佛学优势，程颐曾言：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极乎高深，这种认知转变催生了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政教改革派与心性学派的分野在此背景下形成：欧阳修在《本论》中提出修其本以胜之的著名论断，认为完善礼制、整顿吏治方能根除佛教土壤。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庆历新政中精贡举、择官长等举措。与之相对，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说》构建宇宙生成体系，其无极而太极的命题既吸收道教图示，又回归《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性论。张载更以《西铭》确立民胞物与的儒家宇宙观，其气本论巧妙化解了佛家缘起性空的理论优势。至二程提出性即理命题，将孟子性善论提升至本体论高度，通过《识仁篇》《定性书》等著作，最终完成对佛老心性论的超克。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将《孟子》列入科举，其青苗法实质是孟子井田思想的制度实践，这种政治操作使孟子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制度支撑。

（三）帝王意志与经典升格运动

宋代君主对孟子的推崇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太祖虽诏修文宣王庙，但建隆三年（962）的禁民毁佛像诏暴露其宗教政策的平衡性。真宗朝出现关键转折：大中祥符五年（1012）命邢昺校订《孟子注疏》，天禧四年（1020）更亲撰《崇儒术论》，这些举措为孟子升经奠定文献基础。至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孟子》正式列入科举明经科，与《论语》并称论孟。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际遇则将尊孟推向高潮：熙宁四年（1071）科举改革中，《孟子》成为所有进士科必考经典，其王道政治思想为变法理论依据。元丰六年（1083）孟子配享孔庙的典礼，标志着其道统地位获得国家认证。与此同时，二程构建的四书体系通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最终定型，使孟子思想成为宋代理学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孝宗在《三教论》中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调和论，但《孟子》始终作为经筵讲读的核心文本，这种政治儒学化的进程，使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在宋元之际成为士人批判专制的重要资源。

（约1250字，各段均保持原意基础上增加历史细节、引证原文并扩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