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西北大地银装素裹，时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率领部队从宁夏银川长途跋涉抵达古城西安。在完成部队整编工作后，他同时兼任了陕西军区司令员的重要职务。1950年元旦刚过不久，一个重要的调令打破了兵团司令部的平静——中央军委决定调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同志赴北京从事外交工作。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在临行前特意向兵团党委请假，希望能先回湖南醴陵老家探望亲人。

那些日子里，杨得志和兵团政委李志民经常在司令部的小院里促膝长谈。他们既为耿飚即将肩负新的使命感到高兴，又担心这位老战友会舍不得离开战斗多年的部队。在一次谈话中，当杨得志得知耿飚要回乡看看解放后的新面貌时，同为醴陵人的他不禁被这份乡愁深深触动。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杨得志突然提议：老耿啊，不如我们结伴同行吧！部队现在正好在休整期，我也该回去看看了。就这样，两位将军决定一同踏上归乡之路。

（右起：耿飚、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

杨得志的家乡位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乡（今属株洲市）的一个偏僻山村，那里群山环抱，溪流潺潺。而耿飚的老家则在醴陵北乡，两地相距约四十公里崎岖山路。就在他们整装待发之际，时任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陶峙岳将军闻讯而来。这位湖南宁乡籍的老将军家乡距离杨得志老家约一百二十公里，三位开国将军相约同返故里，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驻防湖南的第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将军也是醴陵人。这片红色热土早在辛亥革命前的萍浏醴起义时期就播下了革命火种，从这里走出的开国将领中，除了杨得志、陈明仁两位上将外，还有宋时轮上将、晏福生中将等，使醴陵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军县。

自192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离开家乡，杨得志已经阔别故土整整二十四个春秋。这些年来，家乡的景象在他记忆中渐渐模糊，但随着归期临近，那些尘封的往事又变得清晰起来。他想起家门口那棵老槐树，想起父亲打铁时飞溅的火星，想起姐姐在村口送别时婆娑的泪眼。

和旧中国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一样，杨得志的童年浸满了苦难的泪水。他的母亲——一个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农村妇女，一生共生育了十三个子女。在这个拥挤的大家庭里，还有一位因家贫终身未娶的叔叔与他们相依为命。全家人挤在两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里，既无田地可耕，连遮风避雨的屋顶都是向别人借来的。

全家人的生计全靠杨得志的父亲和叔叔两兄弟走村串巷打铁维持。每天天不亮，两个铁匠就挑着沉重的工具箱出发，在十里八乡的村落间奔波。常年累月的风吹雨打让兄弟俩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为了多打一把锄头镰刀换口饭吃，他们总是忍着钻心的疼痛，抡起沉重的大铁锤。杨得志永远记得，多少次父亲挑着担子疲惫地回到家，还没等放下工具，就听见母亲抽泣着告诉他，不是哪个孩子病死了，就是哪个女儿饿死了。每当这时，母亲总是自责地低着头，而父亲只是默默抚摸着妻子的肩膀，发出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

那些早夭的兄弟姐妹被埋葬在何处，父母从不告诉杨得志。多年后，在他的记忆里，十三个手足就只剩下大哥杨海堂和大姐杨桂泗了。他甚至记不清自己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只依稀记得十一岁那年，母亲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后，因产后疾病永远离开了人世。

桂泗姐姐仅比杨得志年长两岁，却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夏天为他驱赶蚊虫，冬天为他暖热被窝，一针一线地为他缝补衣裳。但这个善良的姑娘命运多舛，十五六岁就被迫出嫁，不久丈夫去世，后来又改嫁给一个同样穷苦的农民。1926年杨得志离家那天，父亲执意要送他一程，桂泗抱着年幼的孩子，默默跟在他们身后。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时，因为孩子哭闹不能再送，她就倚着树干，泪流满面地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那年杨得志十五岁，桂泗也不过十七岁出头。他永远记得姐姐在身后喊的那句话：敬堂兄弟，早些回来啊！（敬堂是杨得志的乳名）

谁曾想，这一别就是二十四年。幸运的是，历经战乱与苦难的桂泗姐姐依然健在。当杨得志终于回到家乡时，姐姐从茅草屋的墙缝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颤抖着说：这样的相片，要是让那些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啊......

那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得志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年轻军官显然精心整理过仪容：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虽然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但每一粒扣子都扣得一丝不苟。他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眉宇间透着历经战火洗礼的成熟。

（杨得志有生第一张照片）

当时红军结束长征不久，这些从江西苏区走出来的战士们第一次见识到陕北的黄土高坡。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虽然已是红军团长，但24岁的杨得志想起离家时姐姐的泪眼，便趁着休整期写了封家书，随照片一起寄回醴陵。为保护家人，他在信中谎称自己在延安经商。但他疏忽了照片上醒目的红军军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湖南，这足以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

桂泗收到信后悲喜交加。她日思夜想的弟弟还活着！但那张军装照让她心惊胆战。虽然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但更清楚当地反动派的凶残。这张照片被她深藏在茅草墙的缝隙里，直到解放后才敢取出。

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杨得志安慰姐姐时，发现她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记忆中的母亲。他不知道母亲去世时的年纪，但眼前四十出头的姐姐已是满脸风霜。

可是日子真长，真难熬啊。桂泗突然收起笑容，泪水在皱纹间流淌，从你离家到如今，整整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了啊！不等弟弟回答，她又哽咽着说：爹走了，叔叔也走了。叔叔死那年六十一岁，是个冬天...他去地主家讨饭，被看门狗活活咬死的......

久别重逢的姐弟俩促膝长谈，桂泗似乎还没意识到弟弟已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兵团司令。在她眼中，杨得志还是当年那个离家的少年。说起这些年的遭遇，她又忍不住落泪：这些事你都不晓得...也许是怕弟弟误会，她很快又轻声问道：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些么？杨得志点点头，目光久久停留在姐姐饱经风霜的脸上，耳畔仿佛又响起那声呼唤：敬堂兄弟，早些回来啊！

敬堂这个名字是哥哥杨海堂在1928年给他改的。那年17岁的杨得志跟随哥哥参加红军，临行前哥哥给他改名得志。他始终不明白哥哥的用意，等想问时，哥哥已永远留在了战场上。为纪念兄长，他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在杨得志心中，哥哥杨海堂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14岁那年，放牛娃杨得志渴望外出闯荡，恰逢哥哥要去安源煤矿谋生，他便执意跟随。兄弟俩背着干粮徒步两百多里，一路上连干粮都不敢多吃。到了煤矿，工头嫌杨得志年纪太小不让下井，哥哥为保护弟弟，也放弃下井机会，陪他一起当挑夫。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工人们受尽工头和洋人的欺压。有次杨得志亲眼看见愤怒的工人们将一个欺压老人的洋人打倒在地，第一次感受到穷苦人团结的力量。

半年后，兄弟俩带着微薄的积蓄准备回家。在一位工友帮助下，他们偷偷爬上一辆运煤的火车，蜷缩在煤堆里回到了醴陵。回家后生活依旧艰难，哥哥再次离家去了衡阳修路，杨得志则到地主家当长工。1926年夏天，哥哥来信说要把路修到广东，让弟弟也去衡阳。临行那天，父亲送他到岔路口，叮嘱他做个有志气的人。谁曾想，这竟成了父子永诀。

在衡阳，兄弟俩靠挑石灰维生。15岁的杨得志能挑起160斤的重担，但工头的剥削让生活举步维艰。1928年初，当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时，25名修路工人在老唐带领下集体投奔红军。杨得志特意穿上姐姐做的新鞋，欢天喜地地踏上革命道路。

参加红军后不久，兄弟俩在八月失败中失散。1934年长征经过当地时，杨得志打听哥哥下落，老乡们说失散的红军大多被杀害了。哥哥的下落成为永远的谜团——是战死沙场？还是就义刑场？唯一确定的是，他们再也没能相见。

从湘南回到井冈山后，杨得志光荣入党，从班长、连长、团长一路成长，到解放战争时已成为威震四方的兵团司令员。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时曾经过醴陵，但军务在身的杨得志无法回家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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