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六年（1811年），两广总督百龄因其在任期间政绩斐然，不仅勤勉政务，更以爱民如子著称，深得嘉庆帝赏识。为表彰其功绩，嘉庆帝特意下旨将其调任京师，担任满刑部尚书一职。这一调动实则是嘉庆帝有意栽培百龄，为其日后晋升协办大学士乃至大学士铺路。从官制上看，虽然总督与尚书同为从一品大员，但尚书的实际权力与地位略高于总督，因此这次调动实属升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百龄接到圣旨后非但没有欣喜之情，反而显得极为抵触。抵京后，他立即向嘉庆帝呈递辞呈，以染病在身，难堪重任为由，请求辞官归养。

那么，为何百龄宁愿放弃这个晋升机会，也要托病辞官呢？这就要从清代刑部的特殊地位说起了。自战国时期儒法分道扬镳以来，在传统士大夫的认知中，法家思想常被视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与儒家倡导的仁政理念格格不入。这种观念导致读书人对担任刑官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士大夫阶层素以仁人君子自诩，视刑名之事为刻薄之举。在清代六部排序中，刑部位列第五，仅高于工部。但就实际职能而言，刑部务之繁重、责任之重大，本应仅次于吏部、户部，甚至高于礼部。其所以排名靠后，正是士大夫群体刻意贬低的结果。这种偏见导致清代屡现官员拒赴刑部任职的案例。如乾隆朝进士李坚被分派至刑部后，公然向同僚抱怨不乐为法吏，最终千方百计调离该部。嘉庆九年，捐纳出身的方璞被分至刑部湖广司，其父闻讯大惊，称刑部乃西曹用刑之地，出入生死，立即斥巨资为其运作调职，数年后方璞转任户部，方家始得安心。百龄此次调任本为入阁前奏，刑部任职仅是过渡，但他仍坚决推辞。嘉庆帝体察其意，改任其为左都御史。此外，时任汉刑部尚书金光悌以严酷著称，百龄为保全清誉，亦不愿与之共事。

其次，刑部职务的专业性令多数官员望而生畏。科举出身的官员或地方行政官多未研习律例，面对专业刑名往往束手无策。乾隆朝进士王又曾被分至刑部后，因不谙律法而惶恐不安，最终称病辞官。这种因专业隔阂产生的畏难心理在官员中相当普遍。

再者，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刑部浊气过重。由于工作需要，刑部官员常需与书吏、差役乃至囚犯打交道，在清流眼中沦为风尘俗吏。每逢秋审时节，官员更需日日提审各省死囚，面对三教九流的犯人，这对讲究清贵的读书人而言无异于精神折磨。

最后，佛教因果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不杀生的戒律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理念，使士大夫将刑官视为损阴德之职。道光、咸丰年间的刑部司官张云藻因无子嗣，即归咎于任内杀人太多；前文提及的金光悌晚年独子病危时，时人皆谓其戾气太重，致使其在僧人前长跪祈福，沦为笑谈。

这种矛盾心态折射出古代士大夫群体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呼刑名乃治国之本，另一方面却对刑职避之不及。这种矫情背后，实则是士人阶层对自身道德优越感的维护，以及内心深处对权力与名誉的功利算计。透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官僚体系中那些被华丽辞藻掩盖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