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话题：从卖草鞋起家的刘备，在建立蜀汉政权后为何仅传位至其子刘禅，短短41年就被魏国所灭。这其中究竟是诸葛亮的七次北伐和刘备的夷陵之战惨败导致益州疲弊、人才凋零，还是应该归咎于姜维的十一次北伐过度消耗国力？更值得思考的是，蜀汉为何如此迅速走向灭亡，如果当时坚持不投降，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

根据《三国志》的详细记载，蜀汉灭亡前夕的国力数据令人深思：全国共有28万户，总人口94万，其中正规军10.2万，官吏4万。这个数字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时期或许还算可观，但到了三国鼎立、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与其他两国相比就显得捉襟见肘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中之战后，曹操在撤退前实施了迁民政策，将汉中地区的人口尽数迁往北方，导致刘备最终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汉仅凭10万军队和90万人口，如何能与实力雄厚的曹魏长期抗衡？这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深入分析的是，在蜀魏对抗过程中，蜀汉往往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这种战略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认为只有持续施压才能遏制曹魏的快速发展。然而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蜀汉建国初期有20万户、90万人口，但42年后仅增长到28万户、94万人口，增幅之小令人诧异。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当时蜀汉可能存在严重的人口隐匿现象，大量人口可能未被官方统计。考虑到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就是最富庶稳定的地区之一，且刘璋是主动投降，按理说蜀汉的人口基数应该更为庞大。这种人口统计的异常，很可能是导致蜀汉国力评估失准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战例来看，公元229年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就暴露出蜀汉的军事短板。当时数万蜀军围攻仅有千余魏军驻守的陈仓城，却久攻不下。表面看是战术失利，实则反映了深刻的南北差异：北方人尚武善战，南方人则更擅长水战。这种地域特性在三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东吴六攻合肥而不克就是明证，特别是在第六次合肥之战中，20万吴军耗时三个月仍无功而返。这种地理文化因素对战争结果的影响不容忽视。

再看曹魏内部的寿春之战，仅司马家族和诸葛诞两方的兵力总和就达46万之众（不包括东吴援军）。相比之下，蜀汉全国人口不过90余万，除去老弱妇孺，能调动的机动部队最多十万。诸葛亮每次北伐能投入的兵力通常只有5万左右。这也解释了为何诸葛亮会否决魏延冒险的子午谷奇谋——蜀汉承受不起大规模的人员损失。每一名士兵的伤亡，对蜀汉来说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综合来看，蜀汉的快速灭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天不足的人口基数、战略选择的局限性、地理文化的制约，以及持续战争带来的国力透支。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政权在历史舞台上匆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