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中国人自古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善于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这种传统不仅体现在个人的为人处世中，更贯穿于整个王朝的兴衰历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立新朝后，就曾召集翰林院文臣深入研讨元朝覆灭的教训，经过反复推敲，最终归纳出十一个关键原因。这些历史教训成为明朝制度设计的重要参考，使其在施政过程中能够有效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

时光流转，当明朝走向终结，清朝统治者同样对前朝灭亡原因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在清初统治者的认知体系中，明朝的覆灭主要可归结为两大关键因素：其一是\"明亡于万历\"说，其二是\"言官误国\"论。这两种观点在清朝官方史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解释明朝灭亡的主流叙事。

关于\"明亡于万历\"的论断，最早可追溯至康熙皇帝的《过金陵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南巡途中亲谒明孝陵，触景生情，挥毫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史论。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降，朝纲日弛，阉宦结党，互相倾轧，党争愈演愈烈，士风日渐浇薄，赋税日益繁重，民心渐次离散。\"这段精辟的分析不仅揭示了晚明政治的乱象，更奠定了清朝对明史评价的基调。到了晚年，康熙的见解更为精到，他将明朝的覆亡过程明确界定为始于万历，经泰昌、天启两朝恶化，最终在崇祯时期走向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特别为崇祯皇帝开脱，认为这位末代君主实为励精图治之君，只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不应简单视之为亡国之君。

清朝史官们深刻领会了康熙论断的政治意涵，虽然在具体表述上有所调整，但基本沿袭了这一思路。他们将明朝衰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而将崇祯定位为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悲情君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明朝中叶以降，数代君主罔顾祖训。正德荒淫无度，嘉靖、万历、天启昏聩怠政，致使大权旁落，权阉奸相相继专权，朝政日非......终至病入膏肓，宗庙倾覆。\"这番论述不仅承续了康熙的观点，更通过官方化表述，使其成为清代对明亡国原因的标准解释。

\"言官误国\"论则源自康熙晚年的另一重要论断。这位深谙治道的皇帝曾精辟地指出：\"言路既不可闭塞，亦不可过于庞杂。明朝国事，实为言官所败坏。\"他期望清朝的监察官员能够避免重蹈明末言官的覆辙，不要一味揣摩上意、结党营私。雍正、乾隆两帝也多次论及此事，雍正曾批评道：\"观明季之世，新进言官结党营私，挟制大臣，把持朝政，终致国事日非而不可挽回。\"这些评价揭示了清朝统治者对明末言官制度的深刻反思。

历史地看，明朝的言官制度确实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初期言官尚能秉持公心，仗义执言；中期开始意气用事；至万历以后，则完全沦为党争工具。当时朝中\"门户之见根深蒂固，攻讦之风盛行，喧嚣纷争不绝于耳\"，这种政治生态的恶化，无疑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进程。

然而，若深入分析，明朝的覆亡实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的崩溃、连年天灾的打击，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清朝统治者有意淡化这些客观因素，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晚明君臣和言官制度，同时对崇祯皇帝表示同情，这种看似公允的评价背后，实则暗含深刻的政治考量。

一方面，康雍乾诸帝希望通过总结明亡教训来完善清朝的制度建设。他们批判言官制度，在朝野间营造\"言官误国\"的舆论氛围，这为清朝逐步收紧言路、强化皇权独裁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将明亡主因归咎于嘉靖以降诸帝的失德，既能论证明朝气数已尽的历史必然性，又通过对崇祯的同情来安抚遗民情绪，更重要的是为清朝取代李自成、入主中原的合法性提供了历史依据，最终得出\"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政治结论。这种历史叙事策略，充分展现了清朝统治者高超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