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皇帝庙号制度中，唐朝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唐朝之前，庙号的使用极为严格，除了少数割据政权的滥用，大多数情况下都遵循规矩。比如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只有四位获得庙号，甚至像政绩不俗的汉景帝，也未能享有庙号。然而，自唐朝开始，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亡国之君，几乎人人都有庙号，庙号的“含金量”逐渐被稀释，进入了滥用阶段。

在所有庙号中，最具分量的无疑是“太祖”。“太祖”通常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真正开创者。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生前曾希望自己能被追尊为“太祖”，甚至做了一些安排，但最终却因后代不够给力，只得了一个“高祖”的庙号。相比之下，历史上真正靠自身奋斗、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比如西汉的刘邦与明朝的朱元璋，他们的庙号都理所当然地是“太祖”，足见此号的分量。排在“太祖”之后的，自然就是“高祖”，它通常象征的是王朝的另一类奠基性人物。

问题来了，庙号中“太祖”居首，“高祖”次之，那么第三位又该归谁呢？是像“太宗”这样二代开国功臣的庙号，还是其他带“祖”的庙号？在宋安之看来，第三把交椅应当属于“世祖”，而“太宗”只能位列其后。

“世祖”这个庙号有些特殊，它并不是赋予王朝最初的开创者，而是给那些在承继基础上开创新局面的皇帝。典型代表人物有东汉的刘秀、元世祖忽必烈和清世祖顺治帝。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人称“位面之子”。在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十四年后，他以西汉宗室的身份重新光复汉室，既有复兴的性质，又有开创的意义。忽必烈则是凭借蒙古帝国前四代大汗的基础，正式建立元朝，使其成为中原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而顺治帝福临则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积累下，于明亡后率清军入关，从关外割据逐渐走向全中国的一统格局。

当然，顺治帝的“世祖”庙号争议不少。他年幼继位，朝政实际上由摄政王多尔衮掌控。多尔衮不仅主导入关，还决定全面夺取天下，先后击败张献忠、李自成，再攻灭南明多个政权，为清朝的大一统奠定格局。因此很多人认为，顺治帝更多是坐享其成。不过从庙号制度的角度讲，清朝确实是在他的在位时期完成了大一统的转变，称为“世祖”仍有一定合理性。反而像康熙帝的“圣祖”庙号，才真正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因为“圣祖”在唐宋时期是追封神人如老子、赵玄朗的专属称号，而康熙虽有功绩，却远不及“祖”的标准。

再来看“太宗”。“太宗”一般授予二代皇帝中表现最为杰出的人物，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明太宗朱棣（后改庙号成祖）、清太宗皇太极。二代皇帝往往肩负着继续完成开国未尽之业的使命，比如扫平割据、稳定政权，使国家避免像秦、隋那样“二世而亡”。他们的功绩不可小觑，但和“世祖”相比仍稍逊一筹。因为“世祖”往往代表着王朝质变的关键节点，不是恢复断代，就是由分裂走向统一。

综上所述，庙号的含金量排名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第一是“太祖”，第二是“高祖”，第三则应当是“世祖”，而“太宗”只能屈居其后，位列第四。这样的排序，不仅符合庙号设立的传统逻辑，也契合各位帝王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