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重要政治实体，其历史上的尴尬之处在于，我们对于这个朝代的所有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距离历史事件的发生至少已经有600年以上。这段时间的间隔，不仅给夏朝的存在留下了不少疑问，而且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虽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就否定史书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历史上许多事件的传说都有被篡改和加以美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周时期。比如，西周时期对武王伐纣的记载就曾被批评为“人臣弑其君”。再者，古人有通过著书立说来增加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历史先例，例如伪作《古文尚书》和今本《竹书纪年》等，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对西周传承下来的关于夏朝的记载产生质疑，是否其中有加入了对西周政权有利的修改。

其中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便是，“夏朝”这一名称的来源。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就开始出现了国家文明的雏形，远在商朝之前，浙江的良渚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河南的二里头遗址等都显现出了颇具规模的文明迹象，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贫富分化，并且还发现了从属关系明确的二级和三级附属聚落。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它被广泛认定为夏文化的晚期都邑，已经成为学界一致认同的夏文化的象征。换句话说，商朝之前确实存在一个较为发达的政权，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政权究竟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称之为“夏朝”呢？

这一疑问的提出，正是为了避免再度出现类似“曾随之谜”的情况。历史上，曾和随这两个西周时期的诸侯国曾让学者困扰多年，因为在史籍中的“随国”与考古学发现中的证据相矛盾，直到曾侯乙墓的出土才揭示，所谓的“随国”只是“曾国”在史书中的别称。因此，夏朝是否真是夏代人自称，还是像“殷”一样由西周人所杜撰的名字，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无法排除“夏朝”这一名称可能源自西周人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的《尚书》《诗经》以及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商朝被称为“商”“大邦商”和“殷”，而在这些记载中，我们并未见到商朝人自称“殷”这一名称。商朝自己更常用“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名称，其中“商”是国号，而“大邑”“天邑”则是对商朝的美誉，表示其都城的规模和重要性，只有周人根据商朝的都城位于殷地，而创造出“殷”这个名称。所以，“殷”并非商朝自称，而是周人根据地理位置所赋予的别称。

此外，现今考古所能提供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甲骨文，尽管在甲骨文中已发现了“夏”字，但在比甲骨文更早的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符号中，并未发现“夏”字作为王朝或族群的象征。事实上，甲骨文中的“夏”字也有不同的解释，最初它代表的是一个跪坐的形象，顶部是太阳，从象形文字的角度来看，难以理解它与一个政治实体的关系。

从西周以来的资料来看，夏朝的名称并不统一。《礼记》称之为“西邑夏”，并且这一名称在战国竹简《清华简》中也得到了佐证。在甲骨文中，还发现了“西邑”这一地方的名称。可以推测，这些记载中的“夏”是否为夏朝人自称依然存疑，甚至有可能是周人所加的别称。

总之，西周的记载对于夏朝的称呼除了“夏”外，还有“禹”和“西邑”，这些不同的名称为我们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去理解夏朝的真实身份。大禹被认为是夏朝的建立者，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周人将“禹”作为一个统称，用以指代整个夏朝，也有其历史背景。在这其中，“西邑”或许是对夏朝的地理描述，并非夏朝本人的自称。

究竟“夏”这一名称是否由夏朝自称，抑或是后代史学家的创制，仍然需要通过更多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分析来进一步揭示。而这场关于夏朝的谜题，或许在未来的研究中会有更多令人意外的发现，改变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