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柱国”这个称号，指的是八位被尊为“柱国大将军”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单看名字似乎没什么特别，只是“大将军”头衔前又加了个“柱国”二字而已。毕竟在历史上，加衔头的大将军不少，唐代还有“上大将军”，位居一品，看上去才算真正尊崇。那么“柱国”又为何如此特殊呢？

实际上，“柱国”这个称号本身并不稀奇，它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隋唐时期更是常见，不少达官贵族都能被授予“柱国”或“上柱国”的荣衔，与“三师”“三公”一样，往往是象征性的荣誉职位。然而在西魏时期，大将军一旦冠上“柱国”二字，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不再只是头衔的装饰，而是一种强大权力的象征。因为，这些柱国大将军构成了后来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的核心军事贵族集团，即陈寅恪先生所称的“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的力量比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更为可怕。魏晋士族主要掌握文官体制，虽能左右朝政，但军权有限。而关陇集团却是军政双握，彼此之间又通过联姻形成紧密的利益纽带。他们不仅能影响皇权，还能直接决定皇权的更替。北周能取代西魏，是因为宇文氏赢得了“八柱国”的支持；隋朝能取代北周，则是杨氏获得了集团大多数的拥护；而隋末动荡中李渊能够脱颖而出，同样离不开关陇集团的暗中推手。因此可以说，八柱国是士族阶级发展到极致阶段的一种独特形态，他们已从门阀垄断上升到寡头统治。

更令人惊讶的是，八柱国这一强大的集团，竟然发源于北方一个小小的边陲军镇——武川镇。宇文泰、侯莫陈崇、独孤信、李虎、赵贵都是武川人，而李弼、于谨虽非武川出身，但在六镇起义中与武川豪族紧密结合。武川镇因此成为孕育关陇集团的摇篮。正是这群边塞武人，在战乱中摧毁了旧的秩序，重塑了一个新型军事贵族集团。

如果说武川的地缘条件与豪族聚集为集团崛起提供了土壤，那么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便是它成长的制度温床。府兵是一种军农合一的体制，士兵平时务农，战时从军，全家因军籍而免税免役，享有特殊待遇。这些府兵并非完全依赖国家供养，而是自备部分兵器装备，国家财政压力得以缓解。士兵们虽然没有俸禄，却能一次性获得土地数百亩，全家不必缴税，这在动荡年代堪称巨大利益，因此吸引了大批流民与百姓投身军伍。

这些府兵由大将军府统辖，宇文泰设立百余个军府，隶属于十二大将军府，再由六位柱国大将军节制。宇文泰名义上也是柱国大将军，实际则是总管全局的人物。这样一来，军政体系完全掌握在关陇集团手中，他们不仅行使军权，还有行政与部落性质的特权，地位几乎堪比夏商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比西周分封的诸侯还要更集中权力。难怪他们能随意推动皇权更替。

那么，宇文泰为何要推行似乎“倒退”的府兵制？其实这是现实选择。战乱导致财政崩溃，国家无力养兵。府兵制巧妙地解决了兵源和粮饷问题，同时也为宇文氏打造了以关陇豪族为核心的新政治集团。八柱国之间又通过频繁的联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荣辱与共。宇文泰虽然未能亲手完成改朝换代，但意图已昭然若揭。

需要说明的是，八柱国只是关陇集团的核心，而整个集团还包括杨氏、长孙氏、窦氏、独孤氏等一系列家族。有些家族逐渐式微，如拓跋氏；有些则迅速崛起，如杨氏仅用两代便完成了改朝换代。八柱国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政治组织，它们的存在标志着士族阶级的巅峰。但随着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关陇集团最终被扫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庶族官僚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