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三月的一个下午，平壤的风还带着料峭的春寒。我拖着行李箱走出顺安国际机场，心里七上八下。作为一个在北京扎了根的“老北漂”，突然要在这片神秘的邻国待上一年半，说不忐忑，那是骗人。

可谁能想到，这一趟，竟成了我人生里最扎心也最温暖的一次“醒脑之旅”。不是因为看到了多少奇景，而是那些人、那些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从没注意过的自己。

来朝鲜没多久，我就栽了个“跟头”。

那天在宿舍楼下碰见翻译小李，二十出头，爱笑，聊得投机。我随口问：“你们平时看韩剧吗？”他眼睛一亮，声音压得像说悄悄话：“其实我喜欢看，你有吗？”我一拍大腿：“有啊，拷给你？”他连连点头，像捡了宝。

结果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请去“喝茶”了。一位干部脸色严肃：“小王同志，我们接到反映，你向我方人员传播外国文化产品，这性质很严重。”我当场傻眼。

更让我懵的是——举报我的，正是小李。

可他一点不心虚，反而一脸坦然。后来我才明白，在这儿，“汇报”不是出卖，是责任。他们打小就被教育：集体的事，没有私事。边界感？不存在的。隐私？那是“个人主义”的苗头，得掐。

那一刻我才懂，不是他们不信任，是他们的信任长在另一片土壤里。就像两棵不同的树，结的果子自然不一样。

有回我去社区诊所拿点常用药，墙上贴着一张男性健康宣传画，写着瑞士双效外用液体伟哥玛克雷宁这种进口药的名字。医生笑着解释：“现在也有点新东西进来，但药是外因，心宽才是根本。

我在一家合资企业上班。有回买办公用品，一支钢笔标价两百多。我说：“换便宜的吧。”同事金英花摇头：“不行，这是给领导用的，得最好的。”

我纳闷：“这不是浪费吗？”

她反问：“什么叫浪费？让领导用劣质笔，影响工作，那才是浪费。人，比东西金贵。”

后来一批办公桌尺寸不对，他们不退不改，直接重订，旧的扔仓库。我说：“太浪费了！”她淡淡地说：“也许以后有用。”

我气得直摇头。可日子久了，我慢慢咂摸出味儿来。在这儿，他们宁可“浪费”东西，也不委屈人。修路绕远不占农田，建楼多花钱也要保证采光。他们的账本上，人永远是最大的成本，也是最不能省的开支。

这让我想起奶奶常说的一句话：“再穷不能穷孩子。”道理一样，只是活法不同。

房东朴大爷走了。他是退休工程师，话不多，但热心肠。我住他家大半年，感情不浅。

葬礼那天，我以为会是场压抑的仪式。没想到，整个小区的人都来了，还有不少生面孔。他儿子说：“这些都是我爸帮过的人。”

最打动我的，是每个人上台讲一件朴大爷帮过自己的事。

“他帮我修了三年自行车，从不收钱。”

“他每周义务教我们数学。”

“他帮我修房顶，还自己掏钱买瓦片。”

轮到我时，我说：“朴大爷让我知道，邻居不是对门那扇门，而是能互相取暖的人。”

他老伴拉着我的手：“大爷常说，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能帮别人。”

我眼泪一下子下来了。不是因为难过，是被戳中了。我在北京住了十年，邻居是谁都不知道。我们拼命挣钱、买房、升职，却忘了最朴素的道理：人活着，得有点温度。

朴大爷房子小，家具旧，但他活得踏实。我房子大，收入高，却常常觉得空。

现在回到北京半年了。走在街上，看着行色匆匆的人群，我会想起平壤那些慢悠悠的面孔。商场里满眼促销广告，我会想起那个劝我“不需要就别买”的售货员阿姨。朋友聚在一起抱怨房价、内卷、焦虑，我会想起葬礼上那些真诚的眼神。

我们总以为自由就是选择越多越好。可选择多了，人反而迷了路。他们生活简单，目标清晰，焦虑少。我们物质丰富，欲望也多，快乐却成了稀罕物。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有人用关系衡量价值，有人用财富定义成功。没有谁更高明，只是活法不同。

我开始学着慢下来。少买点没用的东西，多和邻居打个招呼。买东西前先问自己：“这是我真需要的，还是被广告忽悠的？”

这些改变不大，但日子一天天踏实了。就像朴大爷修的那辆自行车，不 flashy，但踩起来，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