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暴行可谓无所不作，烧杀抢掠，百姓疾苦。一些曾经富甲一方的商贾，经过多年辛勤经营积攒的家财，也在瞬间消失殆尽。例如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中，范殿元这位富商的家族便遭遇了惨痛的命运。曾经拥有万贯家财的他，因日军的入侵，妻儿丧命，家破人亡，甚至连女儿也被迫沦为人家的小妾。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人能够保全自己。但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凭借着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势力，日军却忌惮三分，未敢轻易侵犯。那么，乔家大院究竟为何能避开这场灾难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这个故事。

乔家大院的财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乔家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逐步发展壮大。最早为乔家带来富贵的是乔贵发。乔贵发出身贫寒，原本是山西祁县的普通农民。由于家境拮据，年轻时他与结拜兄弟老秦一同走西口，前往内蒙古寻找机会。起初，他在萨拉齐厅老官营村为人家当伙计，辛勤劳作了十多年，终于积攒了一些资金。此后，他决定在包头开设草料铺，同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等小生意，渐渐打下了根基。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于农业丰收，粮价暴跌，乔贵发瞄准时机，进购了大量黄豆准备做豆腐。然而，天意弄人，当年豆类价格上涨，他决定将豆子转手出售，并开设了“广盛公”商号。几年后，秦家家道中落，将股份卖给了乔家，“广盛公”商号也因此更名为“复盛公”。随着包头的迅速发展，“复盛公”商号的规模也不断壮大，经营范围涉及粮食、布匹、烟酒、蔬菜、皮毛、铁水等多个领域，甚至还涉足旅馆、当铺、钱庄等行业，并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到了乔贵发的晚年，乔家已经初具规模，而真正让乔家达到鼎盛的，则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乔致庸是乔贵发的三子乔全美的儿子，幼年时丧父丧母，由哥哥乔致广抚养长大。刚开始，乔致庸在哥哥的庇护下，过着安逸的生活，心无旁骛，只想着读书求学。然而，当时家族的经营逐渐走向衰退，生意亏损严重，家族陷入了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乔致庸挺身而出，承担起了挽救家族的重任。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略，他带领家族走出了困境，将“复盛公”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乔致庸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得“复盛公”商号下属的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以及“复盛西店”等多个商号。凭借这些商号，乔家迅速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会之一。乔致庸的成功，除了与他卓越的商业头脑息息相关，还与他当时与清朝政府的密切关系密不可分。

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逃离。当她途经山西时，乔致庸在“大德通”总号盛情招待了慈禧和光绪帝，还主动借给慈禧10万两白银。虽然形式上是“借”，但乔致庸并没有打算收回这笔钱。事后，慈禧回到北京后，特地赐予乔家“福种琅环”的匾额，以表谢意。除此之外，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也通过乔家的大德通票号转交给汇丰银行，这一项业务为乔家带来了巨额利润。再者，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乔致庸也曾捐款支持，使得他与左宗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乔家与清政府的良好关系，是否就能保证他们不受到日军的侵害呢？这并非如此简单。尽管乔家与清政府的关系深厚，但日军的暴行并不因这一层关系而有所收敛。实际上，乔家的安然无恙，与一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山西巡抚毓贤曾下令在山西境内肆意杀害洋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位意大利修女为了躲避屠杀，逃到了乔家堡，乔致庸便将她们藏匿在家中的柴火堆里，帮助她们顺利脱险。事后，意大利天主教对乔家的救助表示感激，与乔家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这也为乔家赢得了许多来自西方的支持和保护。

可以说，乔家大院能够在日军的侵略下幸存，并非仅仅因为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因为他们与国际势力的紧密联系，以及乔致庸个人的远见卓识和善良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