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曾发生一件令许多人瞠目结舌的事件，李世民在法外开恩，决定允许290名死刑犯回家与家人团聚，度过一个春节。然而，这项决定附带着一个条件：这些人必须在春节后按时返回京城，接受原定的死刑判决。若将这一事件放在现代，显得荒唐不已，但在当时，李世民的这一决定却极大地提升了他在百姓中的威望。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会做出如此看似不可理喻的决定？这些死刑犯在过完年后究竟有多少人履行约定，回到刑场面临死亡？而李世民又如何通过这一事件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呢？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任皇帝，许多人认为他出生于帝王之家，是“官二代”，这一看法其实并不准确。李世民的出生并不在隋朝灭亡之前，而在隋朝末期。在许多人心中，李世民才是真正的唐朝开国皇帝，这也并非空穴来风。公元617年，隋朝已走到了衰败的边缘，外有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内有统治阶级的矛盾激化，李渊深谙官场变迁，看到时局已无法回头，开始准备反隋。不过，由于性格上犹豫不决，李渊迟迟未敢下定决心。正是李世民的坚定支持和鼓励，才促使李渊下定决心起兵反隋。

起义爆发后，李世民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亲自带兵，攻城拔寨，屡次亲临战场。李渊虽然年长，却在战略上作出了不少错误决策，李世民多次站出来纠正。例如，在攻打贾胡堡时，李渊认为敌军兵力强大，主张退兵。李世民得知后，赶到李渊军帐前，情绪激动地痛哭起来，这一举动引起了李渊的注意。李世民说：“军队起义是凭着仁义，若退兵，则军心散乱，必败无疑。”李渊深感理智，改变了决定，最终成功夺取了贾胡堡。

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出色表现，李渊的起义或许早就失败，中国历史上可能也不会出现唐朝。因此，许多人将李世民视为唐朝的真正开国皇帝，而非其父李渊。李渊深知李世民的功劳，曾承诺将皇位传给李世民，作为继承人。然而，唐朝建立后，李渊却选择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这让李世民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太子之位，李世民策划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并通过武力威胁父亲李渊。最终，李渊被迫将皇位传给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式成为皇帝。

对于刚刚登基的李世民而言，稳固政权、增强威望是当务之急。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以血腥手段剿灭了亲兄弟，且逼迫父亲退位，许多人认为他篡位不正，尤其是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李世民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的威望，包括任用贤能，完善官制，鼓励百官言直，提倡法治等。然而，最具影响力的一项措施，却是放死刑犯回家过年这一事件。

公元632年，贞观六年，唐朝全国共判处死刑的囚犯有290人。李世民决定在朝堂上宣布，释放这些死刑犯，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约定来年秋收后再返回京城，按原定的死刑判决执行。朝廷内的官员纷纷上奏劝阻，认为这些死刑犯都是恶贯满盈之人，放他们出去无异于放虎归山，若他们不遵守诺言，将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然而，李世民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发布了旨意，命令放行。

这些死刑犯返回家乡，与亲人共度了一段短暂但温暖的时光。很快，李世民的这一仁慈举动传遍了各地，百姓纷纷称赞他为一个体恤民众的明君，李世民的威望也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到了次年，贞观七年，所有被释放的死刑犯无一例外地按时回到京城，接受原定的死刑执行。这一事件被史书《资治通鉴》记载下来，许多人对此各执一词。有的认为这只是李世民的政治作秀，放虎归山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有的则认为这是李世民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创新，更多的人则认为李世民可能自作聪明，返回的290人根本不是当初释放的那些人。

然而，最为可信的解释是，这一事件实际上反映了李世民在司法改革方面的深谋远虑。公元625年，发生了一起典型的司法事件。相州一名李好德因言语不当被判处死刑，但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患有精神病，不应判死刑。李世民原本打算从宽处理，但得知张蕴古有意讨好李好德的哥哥（相州刺史），因而决定处死张蕴古。这一做法导致了其他官员的误解，认为张蕴古死于轻判。这一事件给李世民带来了深刻的警示，他意识到司法官员可能会在判决时因私心而误判，导致民众对法治的不信任。因此，李世民通过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在向所有司法官员传递一个信号：所有案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审理，不容轻视。

总的来说，李世民放死刑犯回乡过年的决定，表面上看似一种政治秀，实则通过这种方式间接进行司法改革，提醒官员们依法办事。虽然这一事件在今天看来难以接受，但其深远影响无疑对唐朝的法治与政权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幸运的是，在现代，法律的严肃性得到了更广泛的遵守，类似的事件已经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