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延续了两百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的彻底灭亡。这个历史时刻标志着清朝的结束，然而随着政权的崩塌，围绕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争议并没有随着政权的灭亡而平息。尽管政权顺利交接，但许多历史学者和爱好者不禁对“百万大军”提出疑问：如果当时的清朝统治者选择带领这些军队退守关外，是否有可能重现元朝末期顺帝的情形，重建一个“北清”政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隆裕太后做出让宣统帝退位的决定，并非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深谋远虑的权谋，而更多是出于无奈。清朝的领导者们清楚地知道，所谓的“百万大军”，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是一种表面上的威慑而已。

清朝晚期的军队结构极其复杂，既有由汉人组成的地方团练和新军，又有传统的满洲八旗军。八旗军曾是清朝的核心军事力量，是清王朝入关立下赫赫战功的关键力量，被誉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其战力强大，曾是清朝政权的稳定基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旗军逐渐走向腐化，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威力已经不复当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依赖的绿营军，后者逐渐成为清朝的主要战斗力量。

但绿营的辉煌同样是短暂的。从乾隆帝后期起，绿营的军队也开始衰败，战斗力下降严重。特别是在平定白莲教起义和捻军之乱时，绿营军的表现可谓惨不忍睹，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战斗力。此时，清朝不得不依赖地方力量，鼓励各省自发组织乡勇，其中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清朝晚期的骨干力量。

然而，随着汉人将领逐渐掌握军权，清朝的政权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越来越依赖这些汉人将领的军事力量，清朝的统治者们始终保持着警惕与不信任。尽管八旗军和绿营军已然无力执行任务，但这些过时的军事力量依旧保留着名义上的存在，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到七八十万人。这些人马，正是所谓的“百万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这“百万大军”中，唯一具备真正战斗力的是新军。新军按西方模式训练，装备精良，实力强大，迅速成为晚清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之一。尽管如此，新军的开支庞大，清政府因财政窘迫无法持续支持，导致各省地方督抚几乎完全控制了新军的管理。北洋新军和南方的湖北新军便是这一局面的代表，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势力的私人武装。

清政府很快意识到，尽管这些新军名义上属于中央，但它们的控制权早已不在朝廷手中。北洋新军早已被袁世凯控制，而湖北新军则落入张之洞亲信张彪和黎元洪手中。袁世凯明确支持宣统帝逊位，他绝不愿意支持清朝与革命军作对；而湖北新军则在武昌起义后成为了革命军的主力。如此一来，尽管清朝声称拥有百万大军，但面对外部的挑战，这些军队已经不再具备实质性战斗力，重建“北清”的梦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清朝无法掌控自己的军队，是否可以让宣统帝退往关外，形成流亡政府，至少比王朝彻底灭亡要好。可是，这一设想并不实际。东北的外部环境并不支持清朝统治者的复辟梦。1910年，东北爆发了严重的鼠疫，黑龙江、吉林一带疫情蔓延，哈尔滨每日有近200人死于鼠疫，整个城市一片恐慌。更糟糕的是，疫情随着铁路传播，蔓延至河北、山东，甚至波及到俄罗斯南部，许多家庭失去了所有亲人，巡警调查过程中也未能幸免。

鼠疫直到1911年3月才被控制，但东北的死亡阴霾依然笼罩着这片土地。如果清朝皇室在1912年选择迁回东北，岂不是置身于鼠疫的重灾区，甚至可能因此丧命？因此，退守关外对于清朝来说，不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选择，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

除此之外，清朝在东北的民族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咸丰年间起，东北吸引了大量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山东和辽宁沿海地区。随着这些汉族移民的增多，东北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东北也成为了革命的重要战场。东北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清朝的统治者再也无法幻想着依靠退守关外重建政权。

面对鼠疫的威胁，革命的硝烟以及日益严峻的局势，清朝统治者显然再也没有退守关外的现实可能。相比之下，清朝皇室选择留在北京，至少可以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待遇，生活没有过度困窘。对于清朝皇室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相对较为温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