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北京始终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差点让北京沦陷，到后金崛起之后，皇太极更是多次纵兵入关劫掠，多次兵临北京城下。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明朝经营两百多年的都城攻破，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在南京企图与清军划江而治，结果一败再败，很多人认为假如明朝在南方有更多的准备，南明政权不会这么拉胯，以此推导出朱棣迁都北京是存在战略失误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想要搞明白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尤其要结合地理上的知识进行分析。

明朝初年定都南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南京虽然被称为六朝古都，龙盘虎踞之地，但是翻开历史就明白，定都南京的政权除了朱元璋没有一个完成全国统一的，说白了，南京的位置割据有余，震慑不足。

在推翻元朝后，朱元璋一直有迁都的打算，还派遣太子朱标进行了多方的考察，主要地点有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市。

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是中国古代定都时间最长的城市，西安地处关中，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朝就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完成全国的统一，然而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乱，西安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初唐时期是西安作为都城最后的辉煌，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后，关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再加上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关中地区由于太过封闭，作为都城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少，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就曾计划从开封迁都西安，最后迫于各方面压力，最后不得不放弃。

洛阳地处中原地带，早在汉朝时期就是陪都，地位也很重要，在北魏时期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朝时期，由于黄河改道，南方的粮食想要运输到西安的成本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唐高宗时期就经常搬到洛阳，以降低粮运的成本。在武则天将原本东都地位的洛阳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改称为“神都”，洛阳的战略地位达到历史的顶峰。

定都西安与洛阳，从地理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东西走向，唐朝之前的政权大多是由西向东统一，这跟我国的地势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地势呈西高东低，从东向西打是仰攻，十分费劲，战国时期七雄争霸，五国伐齐一次就让齐国再也抬不起头，而各国合纵抗秦多年，却没有成果，主要就是攻打秦国太过凶险。

然而这种情况从唐末五代时期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形态的改变，中国古代的战争不再是东西战争，而是南北战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发生激烈的对抗。

五代时期政权大多定都开封，开封本身并不是一个拥有天险的城市，然而当时政权割据，谁占据中原，谁就有一统天下的资本，而且在燕云十六州丢失的情况下，对北方游牧民族缺乏天然的屏障，用开封作为防御前沿阵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封作为都城在北宋时期达到了巅峰。

靖康之难的发生，标志这种没有天险的防御在游牧骑兵的突击下毫无作用，靖康之难后，南宋政权宁愿放弃中原地区，退守长江，也不定都开封，也是被吓破了胆，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缺点就是从此再也无力北伐。

从五代到元末这四五百年里，农耕文明遭到游牧文明的疯狂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定都问题一直都是中原王朝所沉重思考的问题。

历经辽、金、元三代北方游牧政权后，元朝末年的朱元璋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南方统一全国政权的皇帝，在谈定都问题，自然是拥有很多选择。

可以说，任何一个定都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是迫不得已，而明朝不是，迁都是一定的，只不过是迁到哪里，只不过由于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年事已高，迁都的事就放下了，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由于削藩问题引发靖难之役，朱棣从北京用四年打到南京，也印证了南京定都不足守的问题。

在准备了将近二十年后，永乐在十八年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很多人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由于其年幼时在此为燕王，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

在当时经济南强北弱的情况下，定都北京必然增加整个王朝的财政压力，其实我倒是认为，虽然迁都北京在明朝中后期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这是封建王朝的通病，跟定都问题不大。而明朝如果不定都北京，隐患的问题更大，北京扼守华北地区，只要燕山一带不丢，整个中原地区都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假如把北京当作一个军事要塞，其价值也是巨大的，朱棣曾以北京为根据地，多次重挫北元残余势力，有效地保护了农耕地区的安全。

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假如要是在别的朝代，华北地区必然放弃，但是以北京为根据地进行的保卫战最后还是挫败了瓦剌。

可以说，以北京为都城，保了明朝农耕区二百多年的和平，这笔生意不划算？明朝一直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基于明朝时期的政治形势，还是结合整个历史上的定都选择，朱棣定都北京都是最优的选择，不能以后世子孙败家还赖先祖留下遗产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