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新四军的军部奉命北移，准备与日军作战。军部的9000余名官兵从云岭出发，沿着预定路线北上，但在途经皖南泾县茂林一带时，却被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余大军包围。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最终只有2000余人成功分散突围，大多数人不幸牺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英勇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也在突围后遭遇叛徒暗算，最终遇害。新四军的三个纵队中，第二纵队司令周桂生壮烈牺牲，第三纵队司令张正坤被俘后遇害，唯一成功突围的是第一纵队司令傅秋涛。

傅秋涛在事后常常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光，感慨万千，讲述自己如何凭借智慧与机敏成功突围，化险为夷。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必然的结果？

1937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开始再次合作，成立了联合抗日阵线。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南方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到了1940年末，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人数已突破50万，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也达到了5000万。国民党顽固派对这股力量感到忌惮，尤其是在日军因太平洋战争而人手不足、战线过长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决定采取强硬手段。种种摩擦接踵而至，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更是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明确的命令，要求将这两支队伍合并并缩编为10万人，企图削弱其力量，并通过军事行动“扫荡”新四军。 1941年1月，国民党军命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围歼新四军，中央电令叶挺、项英做好自卫准备。在众多行动方案中，最终决定新四军部队从云岭出发，经泾县茂林一带北上。部队按计划分为三路，其中第一纵队由傅秋涛指挥，负责开辟通道，带领队伍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1月4日，第一纵队启程。当天夜里，骤然降下大雨，原定的章家渡浮桥被洪水冲毁，部队只能冒着大雨涉水而行。6日，他们已行至裘岭，但国民党早有准备，且追兵紧随其后。此时，前方的裘岭已被国民党52师占领，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新四军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攻占通往三溪的战略要地星潭。然而，随着战斗的进行，部队的后续力量被切断，分割成两部分。此时，军部命令回撤营救被困的后续部队，但随即遭遇重大损失。

就在此时，叶挺主张继续向前攻击星潭，而副军长项英则坚持认为，不能放弃被困的队伍。两位领导人在百户坑会议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决定改变突围方向。然而，第一纵队与军部的联系中断，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此时，傅秋涛与副政委江渭清、赵凌波等人商讨突围策略，江渭清提议向东突围，而赵凌波则坚持救援后续部队。然而，在突围过程中，赵凌波却选择了背叛。

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傅秋涛毅然决定带领部队突围。经过一番激烈战斗，他们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然而，江渭清带领的一部分部队与傅秋涛合并后，所剩人员已经不足300人。尽管他们短暂脱离了包围圈，但依旧面临敌人的追击，战斗持续了近三周。 面对兵力不足和弹药匮乏，傅秋涛和队伍不得不分散行动。在此期间，他将妻子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并把女儿托付给老乡照顾。战斗愈加艰难，傅秋涛的部队在老虎坪与敌人周旋了20余天，几乎没有足够的弹药和食物。就在这时，傅秋涛接到情报，得知敌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封锁。 在经过三天艰难跋涉后，傅秋涛一行终于来到了宣城，而这里是国民党军的最后封锁线。国民党对来往人员的盘查非常严格，如何突破这一关卡成为了新的难题。此时，傅秋涛的营教导员汪克明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对黑白两道的熟悉，与看守关卡的人员交换了暗号，最终帮助部队顺利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汪克明通过联系，得知封锁线的人竟是青帮头子陈玉庚的部下。傅秋涛与陈玉庚有过往旧情，早在1938年，他曾释放过陈玉庚的三弟，而陈玉庚为了报答傅秋涛的宽容，主动提供帮助，担任向导带领傅秋涛一行绕过封锁线。通过陈玉庚手下的帮助，傅秋涛的部队最终成功绕过了国民党的封锁，顺利到达新四军16旅的驻地。

晚年的傅秋涛回忆起这段惊险的历史，不禁感慨万千。他表示：“最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连青帮也愿意为新四军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