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报告（简本）发布后，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学术界将会毫不留情地拆解这份报告”。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学者普遍对夏朝的存在持否定态度，他们对中国学者认同夏朝历史的立场感到非常不满，因此在学术界掀起了强烈的反应与争论。

至今，尽管中国在夏朝的考古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收获，西方学术界依然坚决否认夏朝的存在。尽管如此，夏朝考古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字证”的缺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然而，缺乏字证就能直接否定夏朝存在的历史地位吗？西方学者给出的答案是“不能”。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部分持中立观点的学者对这种立场表示认同。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若拿西方的考古标准与古希腊的考古发现相比较，就能引发我们对西方学术态度的深刻思考，而西方的“双重标准”也便显露无遗。

夏朝考古：令人惊讶的巧合

现如今，尽管我们仍然缺少决定性的考古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但许多考古发现与古代史书的记载惊人地吻合，尤其是以下三个关键点：

首先，史记中提到夏朝的都城斟鄩位于“河洛之间”，《水经注》进一步记载了“太康之居近洛”，而唐初的《括地志》则写道“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这些文献都清楚地表明，夏朝的都城应该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巧合的是，考古学者在该区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一遗址的年代与夏朝有着至少200年以上的重合期。

其次，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相当完整的“王朝气象”，它展现出明显的“广域王权”特征，这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中国，必定已经存在过王朝。史书中正好提到商朝之前有一个夏朝。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有着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既有继承，又有变化，正如孔子所言，“商礼在夏礼的基础上有损益”。

第三，位于安徽蚌埠涂山南麓的禹会村，以“大禹”的传说闻名，而该地的考古发掘也令人吃惊。在禹会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4000年前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而史书记载大禹曾在涂山召开大会，史称“禹会诸侯”或“涂山之会”。这不禁让人感叹，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惊人契合，难道这真是巧合？

综合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确定，在商朝之前，中国必然存在过一个强大的王朝。结合史书上的记载，这个王朝应当是夏朝。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直接证明夏朝的“字证”，但这并不足以支持完全否定夏朝的存在。

西方考古：古希腊遗址的命名方式

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如果缺乏字证，就无法承认夏朝的存在。而不少国内学者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种态度体现了科学理性与追求真理的精神。然而，问题在于，西方在处理其他历史遗址时，似乎并不遵循这一标准。让我们看看古希腊的两个著名遗址的命名：

首先是特洛伊遗址的命名。特洛伊战争是古希腊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之一，而特洛伊古城的遗址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发现。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在如今的土耳其西萨尔立克发现了一座遗址，并将其认定为“特洛伊古城”，这座遗址后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问题在于，这个遗址并没有找到任何的“字证”，而且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古城规模并不相符。然而，西方学者依然认定，这个遗址就是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古城，并认为这为史诗增添了历史价值，甚至被称为“史实”。这与对夏朝的否定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米诺斯文明的命名。米诺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传奇国王，而克里特岛的文明后来被称为“米诺斯文明”。虽然没有直接的字证表明这种文明与米诺斯王朝有关系，但考古学家仍然将其命名为“米诺斯文明”，甚至将克诺索斯王宫称为米诺斯的迷宫。这一做法与西方对待夏朝的态度存在明显不一致，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考古发现上的双重标准。

结语：统一标准与公平的思考

首先，评判历史真伪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统一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所反映的是公正与公平。从上述案例来看，西方在对待夏朝和特洛伊等历史遗址时，显然存在“双重标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遗址采取宽容态度，而对待中国历史则显得严格苛刻。

其次，史书中的夏朝确实缺乏“字证”或自证，中国学者对此并不回避，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夏朝是否存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而西方学者的态度和标准却并非总是如此一致。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自诩为“理中客”的学者，常常把西方的标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甚至在讨论夏朝问题时，片面认为西方学者的观点才是科学、客观的。这样的态度不仅让人感到困惑，也不免让人反思：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对西方学术如此推崇，却忽视了其中的偏见与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