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季，泗县战役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交战激烈。山东野战军出动了22个团兵力，集结优势兵力欲攻占这个关键的战略支点。泗县地处安徽与江苏交界，控制着津浦路的东侧，是国民党桂系第七军的主力阵地。尽管情报显示敌方防守薄弱，仅有两个团驻守，但实际情况远比情报复杂得多。

第七军所驻守的两个团，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具有极强的防守与战斗能力。这些部队并非桂系的边角料，而是经过多次战斗锤炼、经验丰富的精锐。尽管山东野战军的兵力优势显著，但真正能参战的仅仅是主攻的八师六个团，其他团则分布在外围防线、充当封锁支援角色。

此外，战时正值江淮地区的暴雨季节，泗县周围水道众多，田地被洪水淹没，士兵们在浑浊的水中战斗，湿冷的环境让每一个人都感到筋疲力尽。泗县城区周围四通八达的水网平原使得进攻变得异常困难。敌方早已在四周布置好坚固的火力点和防御工事，不仅有机枪阵地、迫击炮点，还有坚固的掩体和碉堡。这样的防守体系使得进攻变得异常艰难。

战斗一开始，山东野战军的进攻就遭遇了猛烈的反击。每推进百米，都会遇到密集的火力打击。尤其是夜间攻势，敌军凭借高地和熟悉的地形，利用火力压制，使得攻势难以持续。在指挥调度和战场侦察上，山东军的协调也出现了问题。加之恶劣天气导致通讯中断，多个连队与指挥部失联，战场上的信息传递极为混乱。

更为棘手的是，桂军援军从固镇、宿县方向逼近，虽然他们并未全力出击，但试探性炮击使得山东野战军不得不分兵应对，进一步加剧了战场的压力。此时，尽管山东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攻势，但由于炮兵阵地被洪水淹没，火力支援大幅受限，步兵进攻频频受挫。

泗县城外的防线异常坚固，桂军利用层层设防的阵地将敌人拖住。进攻部队的伤亡惨重，特别是在西线的高桥村、郭庄段，进攻部队在敌人的强烈火力下几乎无法再推进。经过数日艰苦的攻坚，山东野战军伤亡惨重，甚至连最初的进攻计划都显得力不从心。

进入8月5日，山东野战军投入了更多兵力进行突击，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支援与适时的战术调整，突击队未能摧毁敌军的重要防线。尽管努力破坏敌方碉堡，但炸药包未能有效引爆，反而导致攻势陷入僵局。8月6日，夜间的反扑更是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混战，伤亡人数迅速攀升。

战斗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山东部队试图通过围困敌军、制造敌人突围的机会实施反包抄。然而，由于通讯故障，东线的两个营未能及时接到撤退命令，结果被困并全员阵亡。到8月8日，战局进一步恶化，敌军的迫击炮火力越来越强，山东军的指挥部被迫后撤，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此时，陈毅前往前线察看情况，深感局势已无可挽回之力。

经过长时间的纠结与战斗，8月9日，陈毅决定撤兵。他向总指挥部发送电报，建议尽早收兵，保全主力。8月10日，山东野战军开始有序撤退，战役以失败告终。整个战役，山东野战军伤亡超过2000人，炮弹消耗巨大，战线长达八十里，却未能攻破泗县城门。

事后，陈毅在总结报告中坦言，这场战役的失败，暴露了多个问题，包括兵力部署不合理、情报失误、地形掌控不足等。他的检讨信发给中央，毛泽东的回应则直接指出，今后的战斗应避免这种“硬啃骨头”的战略。随着这一战略转向，解放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逐步取得了更为明显的胜利。

尽管泗县战役是一次失败，但它却成为了解放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失败的教训在随后的战斗中被吸取，指挥官们更加注重以强打弱、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不再盲目地硬拼。在接下来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充分利用了这些战术调整，最终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泗县战役的失败并未削弱山东野战军的战斗力，反而为未来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了全军战术调整的范例。毛泽东也通过这场战役的反思，逐步形成了更加成熟的用兵哲学：“能打就打，打了就要歼灭，不歼灭就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