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闾琳站在祖父的墓前时，周围的人没有认出他是谁。他的喊声充满着情感，嘶哑而急切，尽管字句有些不准确，语调也显得陌生而沉重：“我代表您儿子来看您了！”他在张作霖的墓前跪下，重复了三次这句话。

沈阳十月的风格外凌厉，吹得墓地的旗帜啪嗒作响。张闾琳膝盖狠狠地磕在了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墓碑上清晰地刻着“奉天督军张作霖之墓”几个字，冷冷地立在那里，见证着一段历史的风霜。

他进入沈阳的那一天，几乎没人知道他姓张。

张闾琳，今年64岁，身穿一件灰色风衣，护照上赫然写着“美国公民”。在入境登记表上，他填写的职业是“航天工程师”，并在备注栏中写下“私人探亲”。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极短，不到48小时，他没有去八达岭，也没有参加任何宴会。第三天一大早，他便乘坐早班机飞往沈阳。

他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便携摄像机，这个摄像机是母亲赵一荻送给他的，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一直想去看看东北。”而接机的沈阳市文物局工作人员并未认出他是谁。他简单地告诉他们：“我想去看我爷爷的坟。”没人问更多，工作人员便将他带到了张作霖的墓地。张闾琳没有停留太久，独自走向墓碑，没人知道他会跪下，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张闾琳对于祖父的记忆几乎没有。他在1930年出生，张作霖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1928年，张作霖死于“皇姑屯爆炸案”，当时年仅三岁的张闾琳没有父亲的名字，只知道母亲是赵一荻，出生证上父亲一栏空白。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家族彻底破裂。赵一荻把三岁的张闾琳送出了国，只说了简短的一句：“为了你的安全。”他被一对美国夫妇，传教士伊雅格和玛格丽特领养，并被改名为克尔·伊雅格（Carl Iager）。他从此再未讲过中文。

直到27岁那年，1957年，张闾琳在台北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那个见面简单而仓促，张学良从未对他说过一句温暖的话，而赵一荻也只静静地坐在一旁。张闾琳第一次听到自己父亲的名字时，内心震动，却无法相信。

他们的对话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文化隔阂和语言障碍让两人几乎无法沟通。那时张学良只用生硬的英语对他说：“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法回东北。”那句话似乎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和遗憾。

尽管如此，张闾琳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话背后的含义。直到多年后，他在试图学中文时，发现自己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张学良一直在描绘那个被历史抹去的东北，他为父亲想要修建一个完整的墓地，尽管始终未能如愿。

张学良最常做的事是画画，特别是画东北，他反复描绘着张作霖的墓碑。他在梦中曾多次回到东北，想象着为父亲烧香、跪拜，但这些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直到1990年，台湾当局决定延长张学良的软禁，他的梦想彻底破灭。那年，张学良已经89岁，感叹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故乡。

张闾琳在这片沉寂的历史长河中也深感无奈，他第一次来到大帅府时，曾感慨道：“这地方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大。”他看到张作霖的照片，瞬间认出照片中那双眼睛是属于他父亲的。他站在大厅里，仰望着那熟悉的天花板，不禁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与陌生交织。

赵一荻从未提起过西安事变后的任何事情，她的沉默犹如铁壁。她做过一个无法承受的决定，将年仅九岁的儿子送上驶往美国的船。那时，她只是简短地说了句：“你要活着。”这句话成为了张闾琳生命中的重负，而赵一荻却从未对外提起过此事。

直到张闾琳三十五岁那年，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张作霖”。他第一次看到“张作霖”这个名字时，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开始重新学习中文，甚至拼命练习写“张”字，写了九遍才写得像模像样。

在他的一生中，张闾琳总共回了三次东北。最后一次是在2013年，已经81岁的他，带着两个孙子来到大帅府前，他对着孙子们说：“这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尽管孙子们听不懂中文，他仍坚持用英语重复了一遍：“This place changed Chinese history。”

在1994年，张闾琳第一次为父亲祭拜，并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刻。那段录像，他亲手剪辑，并命名为《To My Father》。当这段视频在2001年播放时，张学良已95岁，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屏幕，不发一言。最终，他只低头说了一句：“我张家，不算白走这一遭。”

张闾琳于2024年逝世，享年94岁。在临终时，他要求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沈阳东陵外。张作霖、张学良和张闾琳，三代人，三种命运——一个死于炸弹，另一个被软禁一生未能归乡，而第三个则是在异国他乡，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们的故事，通过一盘录像带、一场跪拜和一句“我代表您儿子来看您了”重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