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常熟“优免新例”的性质

张显清先生还提出了一个万历三十八年《优免新例》：

声称按这个新例，官绅免役田数额增加多至十倍。以一品为例，优免一万亩。比大明会典优免则例增加十倍。

二品甲科京官优免八千亩，降减到七品甲科京官优免三千亩，乡科京官两千亩。

外官则减半，也就是七品甲科外官优免一千五百亩，乡科外官优免一千亩。

他不仅认为这个《优免新例》是全国性的，代替大明会典《优免则例》，甚至还断言这意味着免赋，所谓：“最明显的莫过于万历三十八年《优免新例》只规定免田数额，而未提及丁额，具体的现了一条鞭法的原则。这表明所免之田， 既免除了徭役，也免除了赋税， 成为无任何负担 的土地。”

两个观点都背离事实。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这《优免新例》究竟是什么？

核查史料，不难证实，这个新例只是万历三十八年常熟县一个地方推出的优免办法， 并非是通行全国，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规定。

佘自强《治谱》里有关于官绅优免的一段话：

“ 按优免现在乡官、及致仕闲住者，照《会典》定分数。如有诖诬及冷落者，亦量免之以示优异。北地内臣常索优免，盖以京官优免条，后云内官内使亦如之故也，但品级无可考，宜酌之。 如地方有相沿陋习、优免至十数倍者，不革非法，革之非情，宜申请两院，听其裁夺”（佘自强治谱 卷五 有免无免之分）

这段话很清楚，优免按照《大明会典》里的规定，也就是嘉靖时期定的优免则例。

那《治谱》是什么时候的书呢？

其初版是崇祯十年刻印，写定在崇祯五年之前。 [1]

书内称佘自强为“中丞健吾先生”，中丞在明代一般指都察院御史、巡抚。

查《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四月有佘自强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的记录。则《治谱》一书当成于天启二年之后。

如果万历三十八年真出台过下令通行全国的《优免新例》，那么一本成书于天启至崇祯年间的书，就不可能对官绅优免说“照《会典》定分数”。

张显清先生当成可以和大明会典《优免则例》等量齐观的所谓《优免新例》，其性质其实属于佘自强说的“ 地方相沿陋习”。

另外陆世仪的《复社纪略》，记载路振飞到江南整顿优免冒滥时，上奏说：

“臣已重申《 典例》，凡绅宦各以现任、原任品秩免所应免外，余田悉照民间一体当差。其隔属寄籍与官户已故者，概不准免。”（复社纪略卷二）

这所谓典例自然指的是大明会典里的则例，而不是什么优免新例，这也可以看出所谓优免新例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规定，并不是国家颁布、全国通行的办法。

关于《优免新例》，张显清引用史料根据是姚宗仪《常熟私志》，钱五卿的《鹿苑闲评》（应该是《鹿苑闲谈》），崇祯《松江府 志》卷一二 《徭役》。和康熙松江府志。

《常熟私志》和《鹿苑闲谈》记载的都是常熟县的情况，康熙松江府志关于明代情况是抄袭崇祯松江府志，不必另说。崇祯《松江府志》里也并不存在常熟那样的优免新例。

《鹿苑闲谈》的作者钱达道（字五卿） [2]，记述了万历三十八年常熟优免新例的出台背景：应天巡抚徐民式要均徭役，县令杨涟根据这个精神，制定办法，把各类型官绅的优免徭役额度比大明会典增加了四倍到十倍不等。 [3]

杨涟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东林党人，天启时期被魏忠贤迫害死，他当时只是区区县令，当然没资格去制定通行全国的优免条例，这只是他在地方上施行的规定。

崇祯《松江府志》收录了杨民式的《万历庚戌均役疏》（庚戌就是万历三十八年）。

这份奏疏主要内容是陈述江南地区徭役不均，提出要严格核查，按照会典规定，禁止滥用优免，防止官绅富豪把徭役负担转嫁给贫民。 [4]

户部回报同意严格核查，但为照顾乡绅，可加大优免额度。 [5]

最后万历的批复是：“奉圣旨，是赋役法贵均平，岂可偏累？这所议者著为令，永久遵行不许阻挠变更，其中差减事宜还着抚按官，详细经画，务绝弊端以成永利。”（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

从上述可知，杨民式的奏疏用意正是清理诡寄，整顿官绅优免冒滥，减轻江南贫民的徭役负担。而户部和万历皇帝的批复也支持了他这个要求。

免除官绅徭役本身，并不会增加多少贫民负担。明廷真正要遏制的是地主为了逃役，把大量土地假寄在官绅名下。给官绅优免定一个额度。就是为了实现这目的。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官绅依旧和洪武时期一样，用不着自己和家人去服役，同时也没有其他人的土地假冒诡寄在官绅名下，占用免役待遇。

这种理想情况无法实现，才要规定免役额度。

《大明会典》里定的额度比较少，而万历三十八年户部对杨民式的批复表示这个额度可以放宽，更有利清理冒滥。但具体放宽多少，应该是地方上自己酌情决定。杨涟在常熟县推行的所谓新例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炉。

总之清理冒滥，才是根本目的。张显清先生对这一点失察。误以为杨民式的要求不但没被万历和户部支持，还反其道行之，制定了全国性的《优免新例》，十倍加大了官绅优免力度，更放大了官绅特权，加重了赋役不均的现象

这和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上海知县徐日久在执行户部指令后的报告里说

“是从来上海之役，役人而不役田也，役贫而不役富也，役旧而不役新也。役以意而不役以实也。 今奉行新例，查出花诡实田，共四十万余亩，照田之多寡定役之重轻，因而即定年之先后，一以田产为准，其上差者以千五百亩当之，中差者以七百亩当之，下差者以二百余亩当之，彼此品搭，不及者以上中下田亩之数朋当之。 数十亩之下无与焉。其宦族，无从漏逃，子户不敢飞洒，此尺尺寸寸严于法之中也。其京衔外秩加免有倍于常，武弁亦沐余波，此上上下下贷于法之外者也。”（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

推行新规后，是打击了漏逃徭役，减轻了徭役不公，有利于少田人户，田产在数十亩之下的，可以不参与服役。

值得注意的是，徐日久说“京衔外秩加免有倍于常”，那优免额度或是会典则例里的两倍，和常熟县的加四倍到十倍并不同。

按黄廷鹄的《役法原疏》，在杨民式整顿之后，产生了锢田法，导致官绅家族后代被派重役，受到过分打击，颇为痛苦。

他说江南徭役的主要弊病有两个，一个是诡寄，一个是花分，自从巡抚徐民式限田之后，这两个弊病似乎可以去除，但他的办法还是存在问题。 [6]

诡寄前面解释过了，花分是什么呢？明代为照顾田地少的穷人，规定田少于一定份额就不被派役了。这样一来，一些民户，为逃役，就幻化出许多假户，把田产分散在假户名下，比如本来有两百亩，分散到二十个户口下，就只有十亩，按规定就可以不必服役。这就是所谓“花分”。

按刘时俊的说法他曾经查出一人假捏名号幻化出数十户来。 [7]

黄廷鹄则说徐民式强调保护贫民利益，严格执行，就加剧了“花分”：“前抚意欲优恤细户，凡民田十亩二十亩以下不得编佥，然花分之弊正在愈柝愈细耳。既开之以隙，而奸民遂薮匿其中、百亩之家分为五户十户、而一区隐百亩之田矣。如是者十，而一区隐千亩之田矣，如是者百、而槩县隐万亩之田矣。奸黠巧为躲闪，豪猾公为买放、而胥史恣为出入、于是花分之弊仍如故焉”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诡寄，就产生所谓锢田法，按照仕宦家族簿册上曾经登记过的最多田土作为根据，也不管后来的变动。哪怕原来寄在这官绅名下的田土已被原主人收回去了，还一直按照这个田产数字来佥派徭役。导致官宦家庭后代子孙受苦受累：“ 今必锢其田。并锢其昔所私寄之田。而佥之以重役。则是当身之爵秩。乃子孙世世无穷之祸源也。”（黄廷鹄《役法原疏》皇明经世文编 卷五百三）

即便在优免额放宽四倍到十倍的常熟县，也有官绅被分派到徭役，叫苦不已。如《鹿苑闲谈》的作者钱达道在叙述了所谓优免新例后，说：

“余以州官再谪，止照乡科五品，一体免田一千四百一十亩，家封君亦如之，以故本年遂点北运，受累不支” [8]

从华亭县令聂绍昌的议论来看，北运、南运属于半专业性质的工作，民间熟练者才合适干，这类徭役对官绅来说不容易做：

“至于南北二运，各项差解非民甲谙练惯熟者不能承受”

“缙绅无往役之体，子弟又非习事之人，非委家僮，则寻包揽，不如兑军、收银二役足屡实地，耳闻目击，县司便于稽查，主人易于约束也。”（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

聂绍昌的意思北运之类的徭役，安排给官绅去做，困难大，即便让家僮去，都有弊端。

让官绅家庭去服役，比较适合的是兑军、收银这两种，容易核查约束。

4、优免是免徭役而不可能免田赋

青浦知县王思任的报告，可以更清楚看出，优免里提到的田地只和徭役有关。

“官甲有优免之限，则限外皆当役之田，是不须清也，唯是赵断为钱，张分与李，何从而知之， 因立花分之禁，始而悬赏，罚许首告 …… 于是田二千五百亩当细布解，一千二百亩当秋粮总书，一千亩当北运，八百亩当公侯轻赍解，四百亩当风汛，三百亩当水乡荡价、凤阳等仓解，二百五十亩当收银，一千二百亩当农桑丝绢解及收兑南运，一百二十亩当柴薪解，父老子弟各不相争，俱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也：

“往年无田而有役，今役必以田，公矣。往年田少而役重，今论田而役，公矣。往年荒田空多者当役，今役皆熟田，公矣”

这里王思任把多少亩田对应指派什么徭役都具体列举说明了。田产数字对应徭役，而不是赋税。

还可以把地方志记载的收税田和编役田数量对比一下，可以更明了，所谓免役田绝不可能是如张显清说的那样“也免除了赋税， 成为无任何负担的土地”

按崇祯《松江府志》卷八，“华亭县除公占等项共一百四十一顷三十二亩六分一厘四毫九丝免科外，该实征田地山荡河溇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顷九十一亩九分一厘三毫四丝六忽”

一顷等于一百亩。也即华亭县免于起科（征收田赋）的只有公占的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二亩，实际征收田赋的土地有多少亩呢，是 193万 9791亩了。

要是按张显清所说的免役就是免赋，现在免赋的只有一万多亩（还明确说是公占等项，而非什么官绅优免），那免役的田亩最多也就只能一万亩不到了。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按《松江府志》卷十二“役法下”，聂绍昌的报告“清花分共得田三十四万五千亩，清诡寄共得田三十四万一千四百九亩，……昔之编役田在十一万之中，今之编役田在六十八万六千余之外”

也就是经过清理整顿后，得到的编役田数量是六十八万六千多亩，这只相当于征赋田的 35%。也就是还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的田是免役的，但这些田显然并不免赋。

之所以这么多田是免役，应该是按照“数十亩之下无与焉”的规定，占田面积在数十亩以下的人户就免役了。明代江南大量人从事工商业，许多家庭占有耕地面积不算多。

上海县就更明显了。征赋的田地数目：“上海县除公占等项二十三顷一十六亩七分六厘八毫二丝免科外，该实征田地河溇涂荡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四顷二十三亩七分二厘六毫一丝”

只有公占的两千三百一十六亩是不征赋的田，其余一百四十八万五千四百二十亩都是征收田赋的。

这都用不着再和免役田比较了，不征赋的田数额都不及所谓优免新例里一个五品外官的优免额。如果按张显清说的免役就等于免赋，这是绝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总之，明代对官绅优免的是徭役，而不是田赋。中晚期出现诡寄等弊端，也针锋相对进行了整顿，通过优免则例对官绅免役的特权进行了限制，导致不少官绅需要参与服役。

官绅免役对当时社会而言本身有其合理性，刘时俊论述出现官绅需要服役的情况，有三不便。 [9]

他为此还设法弥补。比如放宽限额，超过限额，但在限额一倍以内的田，可以让官员交纳役米，代替直接当役。如果超出限额倍数，就直接当役。但要是有确凿证据表面这些田是真实田产，而非诡寄，仍旧可以贴役米，而非实际服役。

5、土地兼并被夸大

明代官绅土地兼并也存在严重夸大。

例如，经常被拿来作为土地兼并典型的徐阶，据说其占田二十多万亩，甚至四十多万亩，真相则是只三万亩土地，在海瑞勒逼之下，退卖掉一万，还剩两万。

徐阶给当时人的书信：

“至于家下田宅虽不敢言无，然亦原无十万，郡县册籍俱在可考。……其明白置买者，除奉某某教令退还原主及因田租无收卖去已及三分之一，余二分正在典卖，期于萧然作一布衣” [10]

“家下田亩，其载书册不过二万，册外又别无户，不知所谓 四五十万者安顿何处？若当道诸公肯加查核，有无便立见矣。” [11]

徐阶说得很清楚，册籍俱在，任凭核查。

曾经寄在徐阶名下的田土，本就不是徐阶所有，徐阶一失势，无法免役，甚至还要加征贴役银，早都收回去：

“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征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徐阶 复曹贞庵司空）

明代这种寄在官绅名下的田地是不能当成官绅所有的。以情理亦可知，诡寄的目的是为了免役，如果把田地真送给官绅，那付出的价值还大于役银，得不偿失，又有谁肯干？

充其量就是寄田者给受寄者以小于役银的报酬。一旦官员失势乃至病亡，或者优免执行收严，其名下田地不再享受减免徭役的待遇，原田就会选择把田地收回自己名下。

这在黄廷鹄的《役法原疏》里说得也很清楚 :“夫宦存则田存、即外姓私寄者。容或有之。宦亡而寄者去矣。即子孙弃产者亦往往而是矣”（皇明经世文编卷五百三）

诡寄很多情况是官绅亲友要求把田地寄在其名下，碍于情面难以拒绝。

“所为问有受寄者，无如亲戚相强何情 不忍恝然辞，难于竣拒也。”

这种情况下，严格核查，清退诡寄，官绅反而是欢迎配合的。

“本县一概清之，而且清之于既议贴役之后，立法设禁，前引后驱，缙绅始得以自解于亲故 ，或本户自清推出，或寄田者改正告收。” [12]

以存在诡寄，任意夸大明代缙绅的土地兼并情况，是想当然。至于说这造成明代赋税流失，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在黄仁宇看来，明末问题恰恰是土地兼并不够，导致税收征收起来麻烦，以及税率难以提高。因为在税收征收中，恰恰是大土地的所有者更容易管理，征收起来更方便。而小土地的所有者，更难征收。“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大地主相对容易进行管理”。此外“小土地所有者的大量存在，使得田赋税率不能充分上调”。

他还引用明末一些作者的记载说明当时土地的兼并并不严重：

“叶梦珠在17世纪60年代写的著作中指出在17世纪中期，华亭、上海、青浦三县中还没有人拥有土地超过1万亩的，只是此后才出现这样的大地主”[13]

“没有证据显示出在南直隶的这四个府中，任何单独一户能够占有土地超过7万亩，在整个地区，拥有土地超过1万亩之户也就一二十个。绝大多数的大地主，他们拥有的土地在500亩到2000亩之间。”“诸如‘膏腴万顷’、‘田连郡县’之类的俗语，这些话语都是一些文学语言，不能照字面意义来解释”(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205页)

和西方相比，古代中国的特点恰恰是土地兼并的程度恰恰远远小于西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土地作为遗产继承的时候实行的是平均分割制，而西方是长子继承制。

通过家产均分，中国的土地在宋明后兼并规模从来就不可能达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至于某些论者津津乐道的所谓明代皇室贵族占有大量耕地之类，更是已经被戳破的神话。黄仁宇也驳斥过了，各地藩王从来就不可能真正占有这些耕地，而仅仅是一些地方每年给这些藩王最多的情况下总计两三万两的银子，而这笔银子和明代一些工商业巨头的收入相比是不足道的。

6、明代免赋耕地，和官绅优免无关

明代确实存在不征赋税土地，这大多是明代皇帝鼓励百姓开垦荒田和水旱不常的田土，所以“永不起科”。

成化至嘉靖时期官员林俊的一份奏疏里交代得很清楚：

“洪惟我太祖髙皇帝立国之初，检核天下官民田土，徴收税粮，具有定额。 乃令山东、河南地方额外荒地，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地方比照圣祖山、东河南事例， 民间新开荒田，不问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统六年，则令北直开垦荒田从轻起科，实于祖宗之法略有背戾。 至景皇帝，寻亦追复洪武旧例，再不许额外丈量起科，至今所当遵行。” [14]

还有王廷相说他自己家乡（河南仪丰县，今河南兰考县）的情况，近乎一半耕地都是不收赋税的：“窃以敝邑之田。不登税籍殆什之四五。”

这是永乐时期鼓励人民开垦，让利于百姓：“永乐以来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非先王旷荡不征之区。以弛其利于民者乎。”

相关圣旨官民都有记载和收藏，可以查核：“永不起科之旨至今载在官府，藏之民家，可稽而知也。”

当时仪丰县人口不多，所以陈留、祥符、杞县的人过来耕种，至今这三县的人，还占据仪丰县的三分之一以上。百姓贫富不常，田地也经常转手，一百多年来，买卖这些田地时候没哪个人说是需要纳粮的。但随着人口增多，民风不再淳朴，就有人开始欺诈，打官司。来自其他地方的官员，一开始听闻不免惊骇，觉得怎么能有不交粮的田地，不纳税的百姓。于是按照这田地应该归其他县来判决。控告争辩不已。

有人提议应该改变这种局面，让这些土地也纳税，王廷相表示反对，认为藏富于民应该放在优先位置：

“必欲有田有租。使其纳税。须得抚按奏闻。该部议处而后可。此等举措。干系重大民情。又贤人君子。惟以藏富于民为急。不忍屑屑令民起科。终以此而止。故曰事势之不可变。” [15]

有一些不纳税，是民间自己开垦不报官。

如郡国利病书中所说：“有私自垦田而全不报官者，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者，又有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江者”（天下郡国利病书 .漳蒲志）

这些其实属于逃税，而不是法定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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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新立 《明清稀见史料叙录》 1983年，金陵书画社出版，第 125页

[2]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鹿苑闲谈，……明钱达道纂。达道字五卿，别号韩源道人，常熟县人。此书成于明末，后达道之姪尔照又为《补录》。……，记邑之往事者半，小说丛谈者半，书为杂记体裁，而明季常熟遗闻杂事卒赖以保存，供后修县志可为参考也。

[3]钱达道《鹿苑闲谈》“万历三十八年杨邑侯涟，承望徐抚台民式风旨条议：……，前法遂一变云，大意查照会典、甲科任京外官，免额加十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66册，第 853页

[4]杨民式《万历庚戌抚台徐会题均役疏》“职等严行道府县，逐一清查，自甲科以至一命谨遵照会典厚加优免外，于乡绅大体似无不惬，其余限外田亩，及有诡寄花分，寄庄故宦，概不容隐匿，无论官民，尽数照田编役，以苏积困，此举利于公，不利于私……”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

[5]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照会典优免之例，加倍常额，则乡绅之体貌攸存；清积年冒滥之条，逐亩科差，则编户之劳逸共适。”

[6]黄廷鹄“何谓编役之害，夫有田则有役，以一县田佥一县役，尚可均平剂量也。然三吴之大弊有二、曰诡寄、曰花分，自前抚臣徐民式限田之说行、而二弊似可厘剔矣、然其意虽善。而其法犹有遗议”（皇明经世文编卷五百三 希声馆集）

[7]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捏立名号，幻出不穷，一户花分成数十矣”

[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66册，第 853页

[9]刘时俊：“盖庶人往役，自古为然 俨然缙绅之家，下与小民交臂共役，体统谓何？一不便也！且缙绅既无往役之体，子弟又非习事之人。势必托之知数家人，此辈舞智弄奸，势所必至。花开浪费，何从指凭 ？公瘠私肥而贻缙绅无穷之累，二不便也。知数有势可凭，其党更炽，身既当役，复仗官势以干涉小民，恐方木方肉之害小民不免，三不便也，”《居官水镜》议贴役公移 .议优免

[10]徐阶 复曹贞庵司空 世经堂续集 卷十一，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44册，第九六页

[11]徐阶 复潘笠江 世经堂续集 卷十一，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44册，第九六 页

[12]刘时俊 居官水镜：“盖仁人君子念此穷民，无使独困于重役，念及子姓无使逋负之难清，则一举而为国为民，长虑却顾具见之矣”

[1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 206页

[14]林俊 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皇明经世文编 卷八十八 林贞肃公集

[15]王廷相 与开封赵二守书【田地免科】，皇明经世文编 卷一百四十九 王氏家藏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