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0日，凌晨三点的黑暗中，电话那头传来了徐向前简短且带有急切的声音：“准备好了吗？”王新亭推开帐篷的油毡布，一阵寒气扑面而来，他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只轻声回道：“尚可。”

晋中战役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战火绵延从榆次南侧延伸到太谷平川，火光仿佛闪电在夜空中划过。此前，八纵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突破了祁县至修文之间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显赫的战果，俘虏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几乎不敢相信的武器和物资。新闻干事兴奋地准备将捷报送往总部，但刚一离开，他便看到阎锡山迅速堵住了突破口，再从太原调来两个旅，开始挖掘战壕、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像一只坚硬的刺猬将自己包围起来。

徐向前最担心的，始终是时间。虽然解放军的兵力占优，但晋中是一个封闭的盆地，一旦让阎军有了喘息之机，太原的火车站便能源源不断地将补给和兵员运送过来，届时突破战线将变得更加困难，代价也会成倍增加。为了避免这一情况，他下达了一个“掐脖子”的命令：必须在10日拂晓之前，突破赵承绶集团的正面防线。

王新亭深知，八纵的主力部队就像刀尖一样锐利，但如今这把刀尖已经有些钝化。战士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急行军，才刚刚开始挖掘掩体休整，就能听见周围士兵的鼾声此起彼伏。而后勤的困难更让人头疼：负责弹药的百余辆牛车，原定与五纵机动部队交叉行进，可一个小小的转弯竟让队伍迷失了方向。电话那头，供给科长的语气颤抖：“最快也得到辰时，差不多要三小时。”

王新亭深知，如果按照计划的时间发起进攻，弹药可能在最关键时刻耗尽。八纵战士每人背负的弹药仅够应急：两梭机枪子弹，三十发步枪子弹，再加上五颗手榴弹。若按照师参谋处的估算，火力支持最多能支撑一个半小时。于是，他思考着推迟进攻的可能性，认为这或许有两个好处：一是能保证弹药供应，二是让士兵能够休息片刻，恢复体力。想得越多，他越觉得这更为稳妥。

然而，电话接通后，王新亭刚要提出新的想法，徐向前的声音冷冷地打断了他：“单兵携带多少弹药？”王新亭如实答道，徐向前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接回应：“就这些也够你们打到弹药车到达。”语气坚决且简洁，“按原定时刻发起攻击，不能差一分钟。”

王新亭试图坚持自己的观点：“部队太累了，如果强行推进，可能会掉很多战斗力。”然而，徐向前冷静地回应：“脑袋要不要了？”这句话虽没有任何情绪，但仿佛一道冰冷的铁锤砸在了他的心头。话音未落，电话就被挂断了。

不久后，作战参谋递来了新的火力计算表，王新亭心中却是七上八下。徐向前的语气固然冷酷，但他明白，这一刻，时间比弹药更为重要。如果敌人再给半天的喘息机会，第二道防线便会更加坚固，甚至可能在夜幕降临时，面临的将不再是简单的战壕，而是密集的反攻队伍。

清晨四点半，炮兵营打响了照明弹，山西的夏夜空中泛着苍白的光，就像撕裂的布帛。五点整，八纵的两个团悄然起步，呐喊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士兵们紧握手榴弹，在迫击炮火掩护下，突破了敌军防线。第一次交锋的时间不足二十分钟。

六点多，阎军右翼的防线开始动摇。前方的观察哨迅速发现敌军指挥部旗帜开始后撤，立刻报告纵队指挥所。王新亭趴在草丛中，耳边响起阵阵炮火声，但眼睛却死死盯着手表的秒针——如果弹药车按计划到达，时间就快到了。果不其然，七点十分，传令兵急匆匆跑来报告：“司令，弹药车已经到阵地口了！”

补给一到，战斗的节奏立刻加快。至上午十点前，赵承绶集团前线两个旅被彻底割裂包围，八纵的进攻速度比原计划快了整整半小时。虽然伤亡不可避免，但速度上的优势弥补了损失。

上午，徐向前终于赶到了前线，他简单解释了那通电话的真正意图。“不打疲劳仗没错，但如果因为过于稳妥错失了最佳时机，结果将是更多部队陷入长期的疲劳战。”他说道，语气并不激烈，但每一个字都透着战略的冷静。“弹药量并非固定值，而是与突破速度密切相关——进展快，补给就能迅速跟上；进展慢，后勤就可能陷入困境。”

结束谈话时，徐向前特别提醒王新亭：“作战中，指挥员需要做两件事——算时间，算心理。别只盯着仓库数字。”王新亭沉默点头，这不仅是对他的批评，也是肯定。

当天夜里，八纵在打扫战场时，通信班在缴获的阎军收发室里调试电台。在微弱的灯光下，王新亭记下了一行字：“打仗是分秒生死，不是加一天减一天的算术。”这十几个字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仿佛铁钉钉在了卡片上。他将卡片小心收进皮夹里，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段话。

晋中战役最终以阎军主力的撤退告终，许多年后，许多研究人员都集中讨论兵力和火力的配比，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通改变战局的电话。如果当时做出不同的决定，战史上的数据可能会完全不同。但遗憾的是，战场上没有“如果”。

自此，八纵在山西的声名鹊起，王新亭也被官兵们私下称作“铁算盘王”。有人笑称他变得更为狠辣，但他自己却摇摇头：“狠不狠不重要，关键是不能让兄弟们的血白流。”这场战役的经历与那通电话的争执，早已被尘封在档案里，但有一点却被反复证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指挥官的冷静与战士们的热血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