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中央政府宣布了新中国第一批特赦的国军高级将领名单，其中包括国民党著名将领王耀武。此后，王耀武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并最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王耀武心怀感激，或许出于一种赎罪的心理，他决定亲自去拜访那些曾在华东战场与他交过手的解放军将领。他特别想见的人是当时负责济南战役攻城的华东野战军将领许世友。

然而，当王耀武亲自去拜访许世友时，却遭遇了拒绝。王耀武这位曾经的国军名将，竟然在许世友的门前碰了个大钉子。据传闻，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曾作为中间人安排了一次饭局，意图化解两人之间的恩怨。但即便是周总理出面调解，许世友依然没有丝毫松口，他冷冷地回应道：“如果我见了他，我将来怎么去见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许世友的态度显然是坚定的，这一反应也让人能够理解。

许世友的拒绝并非单纯的个人情感问题。在解放战争，甚至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亲密的战友都倒在了国军的枪口下，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如今，胜利一方能否真正做到“相逢一笑泯恩仇”，携手畅饮这杯酒？从理智上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从情感上来说，对于那些战士，尤其是对性格直接、重情重义的军人而言，这种宽容的态度显然不容易做到。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哪位开国将军与国军将领能建立深厚的私交。

除了这些情感因素，许世友的拒绝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原因，那便是王耀武在济南战役中的决策失误，做出了一件无法被许世友原谅的事。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打响。根据战线部署，山东兵团计划重点攻击济南西城，目标是西城的机场及守军指挥部。久经沙场的王耀武对此并不陌生，理应把防守重点放在西边。然而，他未曾预料到的是，东边的9纵司令员聂凤智出于极高的作战热情，擅自将“助攻”命令改为“主攻”，并指挥部队迅速突破，打得异常猛烈。王耀武误判了形势，以为主攻方向是东边，于是匆忙命令西边的预备队向东集结，结果不仅未能稳住东线防线，西线也因此被突破，济南机场迅速失守。

此时，在城西防守的部队中有来自西北军的吴化文部队。由于王耀武的误判，导致了城西防线薄弱，吴化文的部队面临巨大压力，心生不满，认为王耀武根本不看重这支非嫡系部队的存在，并认为自己被送去送死。于是，吴化文的起义之心越发坚定。

9月19日，吴化文带领96军的2万余人起义，撤离了防区，造成济南城西防线出现巨大空隙。攻城集团抓住这一机会，迅速突破防线，逼近商埠一带。

王耀武意识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于是向蒋介石发电请示要求突围，但蒋介石坚持命令他坚守，提出要他保持“必胜信念”，与敌人决战到底。事实上，在战役开打前，王耀武曾多次提出撤退请求，但都被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的策略是等待北方增援，派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等兵团增援济南，但由于豫东战役后邱清泉兵团停滞不前，李弥和黄百韬也未能及时集结，王耀武深知此战必败，但依然无法从高层得到改变命令的机会。

此时，王耀武完全可以选择一条相对光荣的道路——阵前起义，投降投降解放军，可以挽回无数生命。又或者，他可以带领全军誓死一战，等到济南陷落，他就可以英勇就义，保留名将的风采。然而，王耀武却选择了第三种做法：在无望的情况下进行顽抗。他命令部队缩进城区，逐屋作战，并指挥空军大规模轰炸。眼看解放军已进入内城，王耀武决定将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辛理，而自己则伪装潜逃，最终逃离了济南。

许多人提起济南战役，常常会认为解放军仅用了8天便轻松解放了济南，但实际上，这场战斗背后充满了鲜血与牺牲。在这短短的8天内，我军伤亡2.6万人，国军则有2.34万人伤亡，其中包括6.1万被俘人员和约2万起义者。从数字上看，战争显得冷酷无情，但每一个伤亡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战争带来的永远是惨烈与残酷。

令许世友尤为痛心的是，在内城的激烈战斗中，守城的国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向我军投放了毒气弹，造成了大量伤亡。许世友认为这是无法原谅的行为。在被俘后，王耀武曾辩解说，毒气弹的使用并非他下的命令，而是由参谋长罗辛理指挥的。

值得一提的是，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时，也提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为了帮助被困的杜聿明集团突围，蒋介石命令国军空军向我军阵地投放“乙种毒气弹”，虽然这种毒气弹属于催泪性毒气，但仍然违反了国际法。

无论如何，王耀武作为抗日战争中的名将，曾是国军中的佼佼者，阵地战、夜战等战术使他一度令日军闻风丧胆。但在济南战役中的表现，却让他失去了名将的风采，尤其是在他选择逃亡而非坚守的那一刻，这让许多人对他的评价出现了极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