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碑立传，意指将某个人的生平事迹铭刻在石碑上，或编写成传记，供后人传颂与知晓。这一习惯在古代尤其流行，尤其是在坟墓前竖立碑石，这不仅是一种纪念，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和铭记。然而，这一做法究竟从何时开始，已经难以追溯。可以确定的是，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人的价值观，特别是对个人名声的重视。为了确保自己死后名声不灭，许多人在去世后都会立碑并刻写墓志铭，以确保后人能够记住他们的事迹，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王侯将相，他们更是倾向于在墓志中记录自己的一生，包括功过与成就，供后人评议。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墓碑和墓志铭都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历史的线索。2005年，考古学家在西安发现了一座古墓，经过深入发掘，竟揭开了墓主的身份——这座墓属于唐朝的李建成，唐高祖李渊的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墓中出土了一块墓志碑，然而上面仅有55个字。短短55个字，便成了我们窥探李世民与李建成关系的窗口，从这片石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世民对李建成的复杂情感。

回顾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挥霍奢华，过度征税，重徭役，百姓苦不堪言。各地百姓纷纷起义，反抗朝廷的暴政，社会动荡不安。李渊在此背景下迅速崭露头角，凭借强大的关陇门阀支持和家族雄厚的背景，迅速占领长安，最终建立了唐朝。李渊有多个子女，其中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位子嗣尤其出色。在唐朝的创立过程中，他们兄弟俩立下了赫赫战功。李渊因此封李建成为太子，命他负责长安的治理，而李世民则被任命为秦王，率军平定各地叛乱。

然而，李世民在征战中屡立战功，逐渐积累了庞大的支持力量，风头一度超过了李建成。李建成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因此开始有意打压李世民。面对这种局面，李世民并非束手待毙，他同样不会放过任何威胁到自己利益的机会，于是两兄弟在背后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在武德九年的一个清晨，李世民果断决定先发制人。在玄武门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血腥事件，李建成及其支持者在此被李世民一举斩杀，史称“玄武门之变”。李渊见到这一局面，深知已经无法挽回局势，最终将皇位传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终于登上了帝位。

在古代，伦理和道德至关重要，李世民为争夺帝位而发动亲兄弟之争，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指责。为了削弱来自舆论的压力，李世民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他励精图治，力求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另一方面，他通过篡改史书、贬低李建成的形象，将其描绘成一个荒淫无度、不学无术的暴君，甚至暗示玄武门之变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反击。实际上，李建成在朝中的表现远比李世民所描绘的要更有能力，他在唐朝的建立和稳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当时的人对他印象深刻。

然而，争夺帝位的权力斗争注定是残酷的，而当权者往往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李世民虽然以一种冷酷的方式获取了权力，但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哥哥仍然抱有一些感情。尽管两兄弟曾经有过深刻的冲突，但李世民在哥哥死后，始终没有忘记他曾是自己的亲兄弟。

李世民稳固了自己的帝位后，显然并未完全无视李建成的遗留问题。他关心李建成的后事，特别是李建成的谥号与墓志铭，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关于李建成的谥号，一些大臣建议使用“戾”字，以此暗示李建成的不良品行，然而李世民却选择了“隐”字。根据《谥法》的解释，“隐”虽含有些许负面意义，但比起其他如“灵”、“戾”等更为恶劣的谥号，它要温和得多。李世民通过这种微妙的措辞，让李建成的功过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再被提起，仿佛是一种默许的遗忘，既避免了对哥哥的过度贬低，也暗示了他自己内心的宽厚。

李建成的墓志碑，更是简短至极，仅用55个字，记录了李建成的名字、生卒年份及埋葬地点。墓志未提及他的一生事迹，亦未评价他的功过，这与当时王爵级别的墓志铭大相径庭。墓志的简洁与冷漠，仿佛是在无声地诉说着李世民的矛盾心情。虽然他成功篡位，但却未能完全摆脱与哥哥的情感纠葛。李世民在晚年还追封李建成为太子，并让旁支宗室接替李建成的血脉，以此方式传承其宗族香火，这无疑是一种复杂且深思熟虑的举动，既符合伦理道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曾经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