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不久，便迅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学识广博、深谙印度与西方文化的潘尼迦（下图），被任命为印度驻华首任大使，成为中印关系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见证了民国和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也为中印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任印度国会领袖的帕特尔曾评价潘尼迦，说他是个“无论如何都要为中国政策和行为找到合理解释的人。”

令人鲜为人知的是，潘尼迦曾针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给中国提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提醒”。他的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震撼力，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贡献。

传统上，西方历史书写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明清时期。西方的叙事方式把耶稣会士描绘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人物，认为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在这类叙述中，西方传教士被塑造为怀抱崇高理想、肩负伟大使命的可敬之人，他们俯视中国，以“救世主”般的姿态带来知识和进步。

中国历史的书写也基本沿袭了这一西方的叙事模式，对传教士的评价极高，认为他们的“科学贡献”对中国意义重大。即便是当时反对传教士的士人，通常也会被视为思想封闭、难以接受新知的人。在这种背景下，“西学东渐”成为一个广为认同的历史阶段，而“中学西渐”的论调则少有人提及，这背后反映的事实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被认为远大于中国对西方的影响。

然而，潘尼迦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批评道：“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极大地夸大了，他们所谓的‘科学贡献’根本不真实。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派到‘占星台’，但却被誉为‘天文学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科学。他的天文观测报告不仅不诚实，而且充满了不道德的行为。”他认为，西方传教士并没有带来什么显著的“科学贡献”，他们的作用被西方过度包装和神化，尤其是汤若望的行为，充满了不正当和不道德的成分。

潘尼迦的这一评价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批评。然而，这些指责是否有根据呢？现代学者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潘尼迦的看法。以汤若望为例：

首先，关于汤若望的天文学能力。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杰明·埃尔曼教授在考证中指出，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及其同事并不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来帮助明朝解决历法问题。他们虽然是神学专家，但并不擅长天文学，将他们视作科学专家显然是对他们能力的过度高估。

同样，康熙时期的钦天监监正——传教士南怀仁（上图，雕塑）曾在晚年回忆道：“即便是欧洲最顶尖的天文学家的观测数据，有时也会出现与实际天象之间巨大的偏差。”南怀仁通过伪造天文数据，蒙骗了康熙帝等清朝高层，使他们信任了西方传教士的天文理论。由此可以推测，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天文水平远低于公众想象的那样。

此外，汤若望修订的历法也暴露了他在天文学上的无能。当时，汤若望修订后的历法被判定为“不合实际”，并且在荣亲王安葬日期的计算中犯下了严重错误，甚至因此遭到处罚。

其次，汤若望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篡改历史的行为也是历史学者发现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人或许会认为这只是夸大其词，但通过现代的研究，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例如，中科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在《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中指出，西方的天文计算在崇祯年间并不如中国传统历法准确，因此，传教士在记录历史时有意删除了不利于西方历法的证据。这种历史篡改的现象在多次天文事件中都有发生。

实际上，明朝崇祯年间，北京地区至少有24次交食现象，然而西方历法在这其中的表现并不如传统中国历法，而这些数据被汤若望等传教士故意删除，目的显然是为了捧高西方的天文理论，抹去中国传统历法的优越性。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的记录并非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无懈可击，反而存在着有意为之的历史篡改。

最后，关于本文所探讨的议题，仍有三点值得深思：

首先，潘尼迦关于汤若望及其同僚的批评，揭示了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和品行远非传统叙事所呈现的那样光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历史阶段，避免继续拔高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与形象。

其次，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评价明清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很多关于当时中国科技成就的研究依赖于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但汤若望的“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揭示了这些记录的片面性，甚至可能导致对中国科技水平的刻意贬低。

第三，正如龚自珍所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历史叙述中，抬高西方历法、贬低中国传统历法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削弱行为。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灭史”现象，它在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