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上将的人生故事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可谓极具传奇色彩。他不仅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学泰斗，还是蒋介石的重要军事顾问之一。外国人曾将他与蒋百里、白崇禧和刘斐并称为“中国三个半参谋长”，可见他在当时的军事圈中地位非凡。令人意外的是，杨杰从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逐渐转变为坚定的反蒋派，经历了从“相爱”到“相杀”的戏剧性转变。故事的起点之一便是他发现妻子杨容秋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愤而与其离婚。尽管他最终遭到蒋介石派人暗杀，且新中国政府也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但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段复杂的历史。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稳固了政权，但内部的军阀混战却没有停止。杨杰始终站在蒋介石一方，坚定支持他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杨杰在蒋唐之战、蒋冯之战以及中原大战中屡建战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因此被任命为陆军大学的领导职务。然而，杨杰个性独立且自视甚高，不愿迎合周围的权贵，特别是与何应钦和陈诚等人关系紧张，经常公开批评他们的战略决策。有一次，蒋介石将他们拟定的军事计划交给杨杰审阅，杨杰竟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狗屁”。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让他逐渐被排挤出国民党军事领导的核心圈。

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杨杰从支持蒋介石转向反对蒋介石的关键节点。战争初期，他被派往苏联，负责协调苏联援华的军火物资运输。杨杰在此过程中表现出色，荣获了斯大林颁发的勋章。随后，蒋介石任命他为驻苏大使，杨杰借此机会深入考察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防建设，逐渐形成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政治见解。他开始主张放弃多年的反共拒苏政策，提出应进行内政改革并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这些言论触动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蒋愤怒之下将他调回重庆，名义上赋予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空头职务，并让他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暗示他应“闭门思过”。

然而，杨杰并不领情。他把蒋介石的《家书》丢在一旁，继续发表公开演讲并撰写书籍，内容直指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策问题。他强调，中国要实现独立和解放，必须全民族团结；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进攻，认为这种反共内战的做法必定会给国民党带来致命危机；他还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战胜德国法西斯，取得二战的胜利。毫无疑问，这些言论与蒋介石的立场彻底对立。

蒋介石对杨杰的行为极为愤怒，派遣王世杰和戴笠等人前去警告，但杨杰毫不退让，甚至冷冷回应：“你们同去告诉他，该办就办，我不怕！”杨杰作为老同盟会员，曾参与过武昌起义、护国战争和国民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且现任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尊敬他如师。因此，蒋介石一时之间也无法对他做出直接的反应。

随着抗战的深入，杨杰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渐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建立了联系，逐步向共产党靠拢。从1943年起，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等人发起了一系列座谈会，联合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进步力量，并成功建立了“民联”——第一个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抗战胜利后，民联在推动国民党内部反蒋独裁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杰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升。

然而，杨杰的这些进步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关注，甚至买通了杨杰的妻子杨容秋进行监视。一次，杨杰发现自己放在大衣口袋中的一份重要文件失踪，经过追问，他发现妻子竟成了背叛者，并最终决定与她离婚。尽管如此，杨杰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依旧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拒绝接受蒋介石的重用。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给了杨杰一个中央委员的名号，准备将他带回南京，但杨杰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依旧留在重庆。

在重庆，杨杰继续推动反蒋的政治活动，并在民主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多次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甚至断言：“三个月消灭不了，三十年消灭不了，永远消灭不了。”他还预测，“不出三年，优劣势即将转化，中共必胜、国民党必败。”这些言论无疑使蒋介石深感威胁。

1948年，杨杰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并为在西南地区发展民革组织、策动反蒋军事行动而奔走。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杨杰的反蒋活动愈加显眼，蒋介石最终决定铲除这个眼中钉。1949年夏，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杰，派保密局特务准备实施行动。

尽管中共一直关注杨杰的安全问题，并通知他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杨杰依然决定留在昆明，继续与当地的军事将领进行策反活动。然而，在9月8日，当杨杰得知他曾依赖的保护人卢汉已经安全返回昆明后，他立刻判断出蒋介石的刺杀行动即将展开。果然，特务们很快追踪到杨杰的住所，但杨杰已提前逃往香港。

9月19日晚，特务在香港湾仔的杨杰住所展开了暗杀行动，杨杰不幸中枪倒地，英勇牺牲，享年60岁。两天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周恩来痛惜地宣布杨杰将军已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大会随后通过临时动议，向杨杰将军的家属表示哀悼。

杨杰的遗体最终由友人贺耀祖将军等人处理，并安葬在昆明。1950年，党和政府派专人赴港处理善后事务，并为杨杰举行了公祭。1982年，杨杰被国务院追认为了革命烈士，其墓地也被列为昆明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