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占据了最大的比重。以乾隆时期为例，当时全国的年收入大约为4000万两，其中有近2800万两用于军费支出，占据了70%的比例。这些开销主要用于维持日常的军队运作，并不包括在战时时期的额外费用。

熟悉清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清朝的常备军大约保持在80万人的规模，其中20万是八旗军，60万是绿营军。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每年养一个士兵的平均开销约为350两。

然而，明代的情况与清代大相径庭。明朝的军队数量大约是清代的三倍以上，从明朝初年到末期，军队人数大致在200万到300万之间。如果按照清代的标准计算，明代的军费支出将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至少得达到7000万两。然而，明代的财政收入远远不如清代，显然国家并不具备如此庞大的财力。那么问题来了，清代需要耗费如此巨额的资金来供养80万军队，明代如何能支撑起300万军队？

明代的军队主要分为京营、边防军和地方卫所军三个部分，且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军队的规模也有所不同。永乐时期的军队数量最大，接近270万；而洪武时期大约为150万，明中期至明末，军队数量则稳定在250万到300万之间。

京营的规模在永乐时期大幅扩张，达到近80万人。但在土木堡之变后，京营数量急剧下降。直到嘉靖年间，京营的规模才逐渐恢复接近永乐时期的水平。

边防军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来自蒙古的威胁，这些部队驻扎在长城沿线的九边地区，包括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九镇。自永乐年间起，九镇的兵力一直在变化，最少时约为50万，最多时超过80万。综合来看，九镇的军队数量在任何时候都不低于70万。

在各个直省的都司与行都司下，地方卫所的军队数量也非常庞大，至少在账面上，这些军队的数量加起来接近120万。

虽然明代人口接近6000万，但接近300万的军队数量，依然显得有些过高。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帝王，他在创建国家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屯田制，以保障庞大军队的供养。

明代的屯田制度非常复杂，其中对军队影响最大的是军屯和商屯。洪武时期，地方各卫所由于军费开支巨大，朱元璋推行了军屯制度，要求士兵们通过耕种土地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

可以说，明代的军屯制度相当成功。当时的卫所军队几乎完全不依赖朝廷财政支持，有些军屯甚至能够向户部上缴一定数量的粮食。与此同时，九边地区的重镇也实行了军屯制度，尽管这些地方土地荒凉，粮食产出有限，未必能够完全自给，但朝廷对这些地区的额外补助并不算太多。以宣大镇为例，嘉靖年间驻扎着12万士兵，而朝廷每年为其拨款的军费仅有20多万两。

然而，进入明中期后，军屯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军费开支日益增大。为了应对这一困境，朝廷推行了“开中法”，即鼓励商人向边疆地区运送粮食，并为商人提供盐引作为补偿。这个措施不仅解决了粮食运输问题，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开支，特别是长途运输的费用，尤其是九边地区的军费来源，从此主要依赖“开中法”得以维持。

在明代的军队体系中，唯一不依赖地方生产的就是京营。不过如前所述，在长时间内，京营的不足也能通过军屯来补充，朝廷再为其提供一些资金，就能维持京营的开销。所以，最终需要朝廷财政直接支出的军队数量并没有达到300万，实际上与清代的军队数量相差无几。

相较于明代的军队，清代的八旗和绿营军队没有实行军屯制度，整个80万军队的开销完全依赖国家财政的拨款。此外，清代士兵的军饷水平也远远高于明代。例如，在康熙时期，京师八旗的前锋、护军和领催的月饷为4两，马甲和匠役为3两，而驻防的八旗兵月饷也大约为2.5两；而绿营士兵的月饷最低为1.5两，此外他们还会得到不同数量的口粮，数量从每年30石到12石不等。

可以看出，清代养活一个士兵的开销是极其庞大的。如果以京师八旗的士兵为例，其工资待遇几乎可以与七品知县相媲美。相比之下，明代的兵丁军饷就要低得多，一般士兵的月饷不到1两，口粮也远低于清代。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两朝的财政收入。了解明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张居正推行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长，但他去世时，国家的存银仅为400多万两，这已经是当时非常可观的数字。与此相对，清代从雍正末年至道光初年，户部存银从未低于2000万两，乾隆时期更是突破了8000万两的大关。

综上所述，虽然明代的军队人数远超过清代，但由于制度上的差异，明代通过军屯等方式能够有效地控制军费支出。只是到了明末，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最终导致了军费危机，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