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谋杀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阅操结束后，本应乘坐轿子回到总督府，但他选择了步行。随行的众多官员，按照官职的高低排成队列，随着马新贻一同前行。下级官员只能站在府门外，未能随行。就在马新贻快要到府时，一个穿着官服的人突然跪下行礼，声称要给马大人请安。然而，“安”字未说完，这人猛地拔出刀剑，一刀刺中了马新贻的腹部，鲜血顿时涌出。马新贻倒在血泊中，八名护卫反应迟缓，未能阻止刺杀的发生。

令人惊讶的是，刺杀者不仅没有试图逃跑，反而高声宣称自己是张文祥，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如此大胆的举动，让八名护卫毫不费力地将张文祥捉拿归案。尽管事发突然，马新贻依然因伤重当晚去世。消息迅速传回京城，引发了朝廷的震动，尤其是慈禧太后，她立即下令江宁将军魁玉严审张文祥，并命令曾国藩立刻前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职务。然而，曾国藩多次推辞，直到慈禧威胁下，他才同意南下。

到了南京后，曾国藩将这件事搁置了两个月，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连重新审问张文祥的行动都没有。直到刑部尚书郑敦谨赶到南京后，才强行要求曾国藩着手审理此案。次年一月，曾国藩终于递交了一份报告，称张文祥因与马新贻有恩怨而行刺，总算平息了此事。然而，这个案件留下了太多谜团，未曾解开。

马新贻的死因至今未能揭开所有的谜团，首先，作为清朝的一品大员，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杀害他？其次，曾国藩为何对刺马案采取回避态度？为何在慈禧命令下迟迟不愿前往南京？此外，马新贻临终时对亲人所说的话也非常古怪。他在回乡祭祖时曾对兄弟们嘱咐，若自己遭遇不测，不要声张，必须忍气吞声以保全家族。这个警告显然暗示着马新贻知道自己会遭遇不测，而这一切与慈禧的指令密切相关。

马新贻上任前，曾接受过慈禧的单独谈话。出宫时，他的朝服被汗水浸透，显然他对慈禧的某些话语感到极为不安。这种反应，显然不是因为慈禧的威严，而是因为她交代给他的一些任务并不简单，甚至涉及到一些十分危险的事务。马新贻的工作并非单纯地管理两江的政务，或许与太平军宝藏的去向有关。

实际上，曾国藩最初坚决拒绝接受两江总督职务，一拖便是五十多天。在慈禧施加巨大压力后，他才勉强同意前往南京。曾国藩的推迟，不仅仅是出于身体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心中有顾虑。而顾虑的背后，或许与太平军的宝藏密切相关。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曾国藩的选择令人生疑。他如果能够清理刺马案，或许能够恢复一些名誉，但他始终未做出回应，这引发了许多人的质疑。显然，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隐情。

从曾国藩的态度来看，刺马案似乎不仅仅是一起个人仇杀，而是与当时复杂的权力斗争有关。张文祥的背后，似乎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许多人猜测，马新贻之死，与湘军的力量和慈禧的猜疑密切相关。

慈禧一直对湘军心存戒备，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新贻上任后，专注剿匪，显然与湘军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马新贻的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悲剧，或许更是朝廷内外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马新贻死后的随行线索，也引发了很多猜测。马新贻曾在南京收到过一封匿名信，信中并无言语，只有一幅画，画中的死马无疑是一种威胁。此信的来源，或许正是被裁撤的湘军势力。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有着无法言说的政治博弈。

马新贻的死，牵扯出清朝末年官场的腐败与混乱。刺马案虽然最终有了一个结论，但背后的隐情恐怕永远无法揭开。重要的是，刺马案暴露了清朝政权的动荡与虚弱，让人感受到大清帝国日益衰败的迹象。无论是慈禧为了压制湘军，还是曾国藩与马新贻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都成为了大清王朝崩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