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发生后三天，即武德九年六月初七，李世民正式被李渊册立为皇太子。尽管李世民尚未正式登基，朝野上下早已明白，从这一天起，李渊虽名为皇帝，却实权旁落，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而真正掌控大唐帝国命脉的是李世民。

李世民并未对原太子李建成麾下的东宫官员实施屠杀，反而采取了宽厚的招抚政策，邀请魏徵、薛万彻、冯立等原太子集团的关键人物归顺，并继续委以重任。这种宽宏大量且不计前嫌的政治手腕，使得曾经的对手迅速转变成了李世民的坚定支持者。

就这样，玄武门之变后的几日内，长安的政治局势便迅速趋于稳定，朝政恢复平静。

然而，李世民对待所有对手并非皆宽容。对于那些曾站在长兄李建成一方的宗室成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宗亲，他采取了铁腕的手段，誓要斩草除根，彻底清除威胁。

当时担任幽州大都督的庐江王李瑗，既是李渊的族侄，又是李建成的亲密盟友。两人暗中联手，李世民视李瑗为眼中钉、心腹大患。

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便下令大将王君廓率兵攻入幽州，缢杀李瑗，随后将其首级送至长安示众。李瑗身亡后，他的家族也未能幸免，被全部籍没为奴。

李瑗之死，李渊迟迟未得知。直到后来质问李世民为何重大事件未曾禀报时，李世民的回答令他无言以对。

原来，李世民在被册立为太子的当天，李渊就发布诏书，明确“军国庶事，悉委太子处决”，李世民正是借此诏书回绝了李渊的质问。

从李世民当时的态度看，他根本不想向李渊解释什么，也懒得应付。李渊作为皇帝，已成摆设，无论李世民如何行动，他都只能眼睁睁看着。

虽无人知晓李渊内心的真实感受，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无奈的现实。毕竟主动放权总比被动失权来得聪明和体面。

面对李世民强势的步步紧逼，李渊最终在当年八月初八，正式传位于李世民。在长安显德殿，李世民即位为帝，成为大唐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

自此，李渊只得委屈地担任起名义上的“太上皇”，沦为权力之外的象征。

李渊作为皇帝共在位九年，客观评价并非昏庸。他为李世民打下了坚实的基业，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若无李渊的打基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

李世民无疑是伟大的皇帝，但成就背后同样有李渊的贡献。

李渊即位后，革除了隋炀帝的暴政，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推行轻徭薄赋，安抚民心，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在他统治的九年间，国家人口大幅增长，经济开始复苏，为后来的贞观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李渊的评价是：“唐高祖是中国历史上最被低估的一位君主。他的名声受损，主要因统治时间短暂，又处在两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人物之间：前有暴虐的隋炀帝，后有被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

“因种种原因，他的功绩被接班人有意掩盖。”

“玄武门之变”是一场血腥的政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位争夺战。李世民亲手杀死了太子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逼迫李渊册立自己为太子，几个月后又迫使李渊主动禅位，自此开启了自己的帝王之路。

有读者可能疑惑，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为何只有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三人争夺皇位？其他儿子当时身在何处，如何站队？

答案很简单：唐朝建立于公元626年，李渊当时只有五个儿子，其余十七子均为开国后出生。

因此，玄武门政变时，其他多数儿子尚未出生，哪怕已出生的几个也年幼无知，比如第六子李元景，当时年仅九岁，根本无心皇位争夺。

此外，李渊还有两个年龄接近李建成、李世民的儿子，第三子卫王李玄霸和第五子楚王李智云，但两人均于玄武门政变前夭折，自然不涉争位。

这场血腥的夺嫡虽使李世民最终胜出，却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纵观唐朝，围绕皇位的政变屡见不鲜。

大儿子李承乾曾图仿父李世民，联手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陈国公侯君集阴谋不轨，计划败露后被李世民废为庶人。

另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曾与姑妈太平公主合谋发动“唐隆政变”，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扶父亲李旦为帝，自己被立为太子。随后李隆基又设计铲除太平公主，最终亲登皇位。

李隆基登基后，深怕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竟一次处死三子，堪称史上罕见。此类父子间的权力斗争，皆因李世民的玄武门血腥政变埋下隐患。

李渊登基后，武德六年曾与宰相裴寂饮酒时感慨：“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世，岂不快哉！”

这话真假难辨，但李渊对汉朝“太上皇”刘邦父亲的典故一定熟知。刘邦出身农家，登基后封父为太上皇，且常常亲自探望，二人亲情浓厚。

有趣的是，刘太公曾吓坏侍从，因他先向刘邦跪拜，令刘邦惊讶，体现父子间微妙的身份和情感。

刘邦为老父特设“宫中村”，请乡亲陪伴老父解闷，温馨感人。

李渊说这话时，未曾想到三年后自己真成了太上皇，却远非刘太公那般自在。身为昔日帝王，无权的“太上皇”不过是形同虚设，甚至孤独寂寞。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即位仅两个月，便当众批评李渊当年大规模封王的政策，尤其指责“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对天下民众造成负担。

他认为天子应是天下父母，不能劳民伤财养活宗族，于是将大多数宗室王爵降为县公，仅保留立有殊勋者的封号。

李世民做法无可厚非，但李渊必然感到难堪，心知此为开端，未来类似事件仍将频繁发生。

贞观三年，李靖大破突厥后，李世民在宫中宴请群臣，再次痛斥李渊当年对突厥俯首称臣的政策，表示自己为此“坐卧不安，食不甘味”，立志消灭突厥。

此次大胜，令李世民洗刷了前朝耻辱，令周边少数民族敬畏有加。

听闻此言，李渊虽心中不快，但仍强颜欢笑，表现出服从之态。

《资治通鉴》记载，李渊宴请亲信及诸王妃，饮至酣处，亲自弹琵琶，伴李世民起舞，表面上一片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景象。

然而，这种和谐不过假象，李渊与李世民之间积怨深重。

贞观七年末，被俘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渊让其在自己面前跳舞取乐，并笑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举缺乏政治智慧，令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