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其实其历史和文化根基远比这要悠久得多。大西洋联盟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美之间那种特殊而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源自于英裔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两个内部群体，特别是在近些年里，我们明显看到了一种“英美严格大西洋”联系的加强。

从长远的视角来看，美国在欧洲的角色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究竟是欧洲的挑战者，还是其资源？同时，孤立主义的立场也被重新审视，因为自美国建国起，它便预设了自己未来主宰世界的宏伟角色。美国对自身模式的优越性感到坚信不疑，这种自信在诸如“山巅上的光辉之城”、“不可或缺的国家”或“人类最后的最大希望”等政治辞令中屡见不鲜。

大部分美国民众坚信，如果世界各国都采纳美国的制度，全球将迎来自由、繁荣与和平，并且将华盛顿视为其领导核心。美国对欧洲的介入，主要是为了反对那些敌视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大国，同时也为建立“美国模式”的世界秩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仅四天，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已经阐述了《大西洋公约》的战略必要性。他致电杜鲁门总统指出，随着英美军队人数迅速减少，而法国尚未组建起强大的军队，局势异常紧迫。不到一年后的1946年3月5日，已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那场震撼世界的演讲，首次公开使用了“铁幕”这一词汇，提出“英语国家应建立兄弟般的联盟”，尤其强调要在英联邦、大英帝国与美国之间构建特殊关系。

一位英国参谋长在工党首相艾德礼及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面前讨论第一份文件时明确指出，苏联是英国唯一可能的敌人。未来的大西洋联盟将确保美国在危机发生时立刻介入，而不再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采取事后干预的被动态度。

二战结束时，英国深刻意识到一个崭新的美帝国已经诞生。英国方面批评美国拒绝与其协调对苏联的政策。一名外交部官员形容美国的外交策略为“逃避现实的狂欢”，因为最初美国试图保持距离，避免卷入英俄帝国主义的冲突之中。

到了1947年，角色彻底颠倒。美国开始怀疑英国的中立倾向，而伦敦对杜鲁门主义等挑战苏联的战略表示质疑，尤其当缺乏具体行动时更为谨慎。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展现出用经济手段解决欧洲问题的意愿，但在军事介入的时机上依然保持克制。美国政策制定者承认需要恢复欧洲与亚洲的力量平衡，但同时强调本地力量必须承担部分责任。美国驻伦敦大使乐观认为，英联邦的发展有望强化英国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

1947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个委员会声明，维护民主主要依靠美国和英联邦的领导及力量。1947年11月至12月期间，贝文向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和加拿大高级专员诺曼·罗伯逊表达了他的想法。在贝文的推动下，通向《大西洋公约》的道路进入关键阶段。

这三个国家代表了英国外交政策中的“三个圈子”：英联邦和大英帝国、英语国家以及欧洲。在与马歇尔的最后会谈中，贝文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包含美国、我们自己、法国、意大利及自治领等的西方民主制度”，这个联盟不是正式的条约，而是由权力、金钱和果断行动支持的精神联盟。

这个宏伟却略显模糊的构想，经过数周的外交交流以及布拉格政变等事件后，于1948年3月10日至11日找到了更具体的表达。苏联对挪威施压之后，贝文向加拿大和美国提出了一个基于三个安全体系的计划：这也是首次提出“大西洋安全计划”。鉴于挪威局势的紧迫性，渥太华和华盛顿的回应极为积极。

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秘密会谈于3月22日至4月1日在五角大楼举行。此时，英国外交政策的三个圈子中有两个得到了代表，但欧洲圈缺席。法国没有被邀请参与五角大楼的讨论，因为她与英美关系不如英美之间那样密切；更重要的是，法国政府被怀疑受共产党渗透，存在安全隐患。

贝文虽然告知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英美军事会谈将会举行，但也表明这主要是英美之间的事务，这一细节显示出英国相对于美国拥有一定的特权地位。1948年3月17日，一个美国支持的纯欧洲组织成立：西方联盟，亦称布鲁塞尔公约，这是贝文名单上首次涉及的欧洲安全框架。

在五角大楼会谈中，北大西洋地区集体防御协议的构想被批准，并起草出一份条约，内容与未来的大西洋公约极为相似。法国和美国之间最初在安全保障措施上存在分歧，法国要求迅速获得武器装备以重建军队，并请求美国军队尽快部署到法国领土上，而华盛顿对此持保留态度。

作为“大西洋”大国而非“欧洲”大国的英国，起到了协调两种立场的重要作用。1949年4月4日，《大西洋公约》签署几个月后，英国外交部对该国外交政策的长期前景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巩固西方阵营，别无他选。

研究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及其英联邦不可能继续扮演独立的“第三世界大国”角色；美元和核武器的优势已超过英镑和皇家海军。此外，外交部意识到，大西洋联盟意味着英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共享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在过去一直是白厅的专属权利。为避免联盟内部形成英美霸权印象，伦敦不得不接受法国加入常设小组。

1955年9月，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罗马召开，专题讨论了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大西洋问题，吸引了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参与。由雅克·戈迪科特和理查德·帕尔默撰写的介绍性报告，回顾了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震撼欧洲与美洲的“大西洋革命”时代。

在讨论中，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坚持认为，自现代史学兴起以来，世界的区域化始终是学术焦点，但大西洋直到二战后才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他还补充道，大西洋共同体或许只是苏联政策催生的暂时现象，一旦苏联政策改变，这一共同体也可能随之瓦解。

几年后，著名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弟子、意大利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维托里奥·德·卡普拉里斯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在对大西洋联盟的文化史研究中写道，这一联盟代表“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对此，笔者认为，大西洋联盟的确是在大西洋区域诞生的，它标志着“欧洲与美国历史的连贯发展”，并且北约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产物，而是一个多层面、具有单一历史意义的进程终点。

韦伯斯特的观点受到德·卡普拉里斯的批评，他认为上个世纪外交学者的专业偏见掩盖了历史事实的清晰性。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就将大西洋文明的形成视为现代历史的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常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比美国独立战争更重要的事件，从广义上看这或许正确，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却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确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但从长远视角看，法国并未根本改变传统强权政治体系。相比之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则是一场重大突破，这一点在一个多世纪后才被广泛认知，但当时也已被部分专业人士察觉。

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积极支持拉丁美洲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作为一个立宪国家，英国在保守君主制国家中独树一帜，且在华盛顿寻求支持，意图利用“新世界”的力量来平衡“旧世界”的势力。

这是20世纪类似尝试的先驱，当时欧洲的平衡首先受到纳粹德国的威胁，随后是苏联的挑战。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虽考虑英美联合支持殖民地独立的方案，但其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指出英国本身也是殖民强权，这促使美国决定采取单边行动。

1823年12月，门罗向国会发表年度咨文，即著名的“门罗主义”，重申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拒绝接受欧洲政治利益的传统观念，明确表明美洲大陆更适合实行共和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