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以下是我对您文章的改写，我会尽量保留原文的意思，同时增加细节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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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一同与您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那么在第二次汴京保卫战中，北宋是否有可能取胜呢？我们很难为每一个历史事件做出一个确定的回答，因为历史是由许多因素交织成的，而这些因素的排列组合形成了最终的结果。因此，任何假设都可能成立，历史的走向不过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最终“坍缩”成的现实，而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

我们不仅应关注历史为何如此发展——即探索其背后的原因，更应关注它是如何如此发展的——即复盘整个过程。理解原因是在思考历史的逻辑脉络，而复盘过程则是在品味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脉络让我们知其然，而细节则帮助我们知其所以然。脉络与细节的结合，方能让我们在思辨中真正感受到历史的深刻与丰富，从而获得一种合乎逻辑、通人情的确定感。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军开始进攻汴京东城墙的通津门。宋将范琼带领宋军奋力反击，将金军击退。同年闰十月初一，金军再次发动进攻，这次目标是汴京东城墙的善利门。宋将姚友仲勇敢地指挥部队，再次将金军驱逐出城。

此时，粘罕的西路军尚未到达汴京，因此这两次进攻的发起者是斡离不的东路军。斡离不领导的东路军并未采取大规模进攻的方式，而是依旧延续了第一次汴京围城时的小规模试探性进攻。虽然这些进攻时常激烈，但并未形成决定性的打击。究其原因，是因为斡离不并不想过度进攻，他既不够狠，也没有意图追求彻底的胜利。第一次汴京围城时，金军已经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斡离不和东路军本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到草原，享受生活，但粘罕的压力迫使他们再次进攻汴京。既然进攻来得如此顺利，斡离不便决定继续敲诈北宋。对他而言，打仗辛苦，敲诈才是轻松的生活方式。

因此，北宋方面似乎可以通过条件反射式的应对——边打边等援军，最终将这场战斗拖延至胜利。但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北宋自身的官僚主义带来的致命问题。第一次勤王援军被北宋政府的拖延和管理不善所阻止，第二波援军的到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汴京的守军，主要是殿前司的七万士兵和张叔夜的三万部队，但他们的城防准备几乎为零。相比之下，金军的粘罕西路军已经带着完善的计划赶到，极大地增加了围攻汴京的难度。

闰十一月初二，粘罕率领的西路军终于抵达汴京城下。斡离不的东路军则驻扎在汴京东北的刘家寺，而粘罕的西路军则驻扎在汴京南方的青城。青城曾是皇家祭天的场所，其地位相当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两路金军配合默契，形成了对汴京的夹击之势。

尽管北宋在第一次汴京之围中已经经历过一轮围困，但这次的汴京依旧没有进行有效的防备工作。反而，金人吸取了教训，在第二次围城中做了充分的准备，补足了第一次失败的短板。第一次围城时，金军未能重点打击北宋的关键防线，但第二次他们却直接攻击了汴京的命脉——那些重要的漕粮水门。此外，金军还仿照太原围城的战术，在汴京城外布置了大规模的营寨，切断了所有的补给线。

第一次金军围城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攻城器械，金军未能迅速攻占汴京。但第二次围城时，金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自斡离不到达汴京后，他们便开始着手打造攻城器械，包括大炮、鹅车、洞子等，此外，他们还通过北宋的援助，获得了五百多门可以用来攻城的大炮。

然而，北宋方面虽然在备战上显得更加仓促，却也有了一些积极应对的举措。或许是受到李纲的影响，宋钦宗在第二次围城时积极登上城墙，鼓舞士气。他甚至与士兵们同吃御膳，分享他们的简餐，皇后和宫人也捐赠了私房钱，为将士们制作了御寒的被褥，分发给士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极大地激励了士兵的斗志，有的将士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金军的攻势愈加猛烈，特别是在闰十一月初二，金军的东路和西路大军联合发起了全线进攻，目标直指汴京的薄弱环节——善利门、通津门和宣化门。尽管宋军一度成功反击，姚友仲等将领采取了有效的防守手段，但金军依旧不断增强攻势，围攻持续不断。

此时，宋钦宗也再次登上城墙，冒着箭雨慰问士兵，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他的举动再次极大地激励了守军，部分士兵甚至冲下城墙与金军展开殊死搏斗。

然而，尽管宋军努力抗敌，金军的兵力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的规模。虽然具体的金军兵力没有确切的记载，但综合来看，金军的总兵力很可能达到十五万人之多，比第一次的两倍还要多。无论是从兵力的规模，还是战术的准备上，金军都已具备了取胜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