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对六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帝国，这一伟业是秦始皇家族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历时长达140年，正是“奋六世之余烈”的体现。

在秦始皇之前，历史上还有一位对大秦帝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君，他是常常被低估的“大秦帝国总设计师”，即战国时期秦国的第二任君主——秦献公，乃秦孝公的父亲，名为嬴师隰[xí]。

嬴师隰是秦国的第二十四位国君，统治时期为公元前424年至362年。他早期曾流亡于魏国，39岁返回家乡继位，最终在62岁时去世。在位的24年里，他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前提到，秦献公在继位后，便开始了国内的改革，励精图治，意图改变秦国长期以来的落后局面。

他继位的首年，便做出了一项英明的决策：废除了秦国承袭三百多年的殉人制度，这一举动可谓为秦国复兴开了个良好的开端。

随后的第二年，他还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迁都栎阳。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即位后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从雍城迁都至栎阳的决定。栎阳城遗址如今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的中心。

作为国都，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迁都必然是件费时费力的重大工程，决非轻易可行，国君经过深思熟虑，勇于付诸行动，才能将此一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从本质上来看，迁都是为了增强政权的稳定性，它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及人文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单一原因显著，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迁都势必会影响国运，可能导致国家的兴盛或衰落。

迁都通常可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情况。被动迁都是因战火影响，外敌入侵造成的，迁都对此时而言是无奈之举。

例如，在西周末年，周幽王沉迷权势，滥用资源，最终引发内外叛乱，首都镐京在战火中愈发破灭，继位的周平王因此无奈迁都至洛阳。这次迁都不仅开启了东周的篇章，也象征着周天子权威的逐渐式微。从此，诸侯割据，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战乱的时代。

而秦献公的主动迁都则蕴藏着他深远的雄心。

首要考虑的是国内政治的因素，目的是摆脱秦国宗室势力对君权的影响。雍城自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至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为止，已连续作为都城长达294年，在此期间，有19位秦国国君在这里治理国家，成为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

历经岁月，旧贵族在雍城扎根，势力逐渐庞大。这股势力成为了秦献公推行改革的重要阻力，甚至可能会公开反对他的决定。

选择迁都，便是要远离这些历史积淀的权贵，摆脱他们的束缚，秦献公便能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政之能。

在迁都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将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为县，并派官吏进行管理，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公元前378年，秦国首次实行“入市”，开通集市，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并抽取营业税，强化了财政收入。继续推行秦简公时期的按实际田亩收税政策，也就是“初租禾”。

“初行为市”与“初租禾”的实施，为秦国国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

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建立了“户籍相伍”的户籍制度，将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相互帮助，农闲时则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若有一人犯法，便实施连坐法，使得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显著改善。

迁都的第二个考虑则是为了收复河西失地。

在战国之初，魏国为首个进行大规模变法的诸侯国，借助李悝的变革，魏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中首个称霸中原的诸侯。

河西之地一直被视为秦国的版图，然而，公元前408年，魏国成功夺取了这一地区，建立了河西郡，秦国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压制，河西郡也成为秦国东进的心腹大患。这是老秦人的耻辱，他们骨子里有着不服输的精神。

“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这一口号饱含了他们的斗志。

当时的雍城位置偏僻，靠西边过于遥远；而栎阳地理位置特殊，直逼秦魏两国的边界，献公的迁都举措不仅显露出收复河西故土的决心，更向魏国发出了警告，秦人绝不会退缩一步。

栎阳的设立成为了秦国命运的转折点。经过二十余年的血战，秦献公终于收复了一部分失地。

作为秦国都城，栎阳的统治时间不足三十年，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都城。

在这里，秦献公去世，秦孝公继位，商鞅的变法接踵而至。

秦献公从雍城迁都至栎阳的决策，为秦国带来了希望与机遇。

自此之后，秦国步入了富国强民的快车道，国力不断增强。可以说，从秦献公时期起，未来的君主便有了明确的方针：变法强国，造福人民，最终成就辉煌的霸业！

秦献公的成就毫不逊色于秦孝公，假如没有秦献公的奠基，秦孝公将无法顺利任用商鞅推行彻底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