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在清朝大一统时期，扮演着连接河西走廊、南疆、西藏及四川的重要战略枢纽角色，因此一度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然而，这种关注并非自始至终都能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爆发并迅速平息，青海才真正纳入清廷统一管理的轨道。这场叛乱正是著名的罗卜藏丹津之乱。

一、新旧恩怨的交织

在今天新疆乌鲁木齐地区，曾活动着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由于与主要活跃在新疆伊犁的准噶尔部发生冲突，明末清初时期，除了少数族人留守原地，大部分和硕特部族人开始向东南迁移，逐渐进入如今的青海地区。通过击败青藏一带的固有势力，如喀尔喀蒙古的却图汗和藏王藏巴汗，和硕特部贵族成功夺取了青藏地区的统治权，成为雪域高原的新主人。

不过，那时尚未入关的清政府其实远比和硕特部强大。鉴于大明王朝统治将要结束，且自身与清廷之间存在显著的实力差距，和硕特部早早向清廷表示了臣服之意。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和硕特部就已经遣使向清廷进贡，以示忠诚。

到了康熙十三年（1674年），曾经迫使和硕特部背井离乡的准噶尔部再度对其构成威胁：准噶尔突袭了和硕特部的西套支系，青海境内的和硕特族人因恐惧被迫避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准噶尔军队再次卷土重来，将矛头转向西藏，甚至一度推翻了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幸亏清廷及时出兵，西藏才得以恢复平静。

然而这次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廷对青藏地区有功势力的奖励引发了一位关键人物的强烈不满：清廷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终结了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同时，朝廷不仅授予一批藏族官员官爵，还特封了曾助战有功的青海和硕特部贵族察罕丹津为亲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戴为郡王。对于一直掌控青海、且渴望恢复祖辈在西藏统治的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而言，这一切都是难以接受的打击。

二、不得民心的叛乱

罗卜藏丹津的愤懑最终在雍正元年（1723年）7月爆发。他趁着镇守西宁、节制各路进藏清军的皇十四子胤禵回京奔丧之机，胁迫青海各台吉（即各部族首领）放弃清廷所封的王、贝勒、贝子等爵位。虽然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戴等贵族坚决反对，但罗卜藏丹津仍然坚决宣布与清廷抗衡到底。

清廷收到叛乱消息后，采取了双重应对措施：川陕总督年羹尧获命统筹兵力以备战；兵部侍郎常寿则前往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招降。常寿招降失败，反被叛军扣押，而年羹尧则被任命为“征远大将军”，率领川陕官兵火速开赴西宁。

叛乱期间，罗卜藏丹津还煽动了大量西宁及周边喇嘛教寺院参与作乱。以塔尔寺为代表，叛军强制寺院僧侣及其信众拿起武器，攻城掠地，抢劫焚烧，祸害无所不至。尽管这些叛乱僧侣多为乌合之众，且清廷最初投入兵力有限，但在战场上，清军三千与叛军万余展开激烈鏖战——年羹尧评价称：“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

然而，尽管和硕特部势力一时看似气焰高涨，罗卜藏丹津却始终难以获得广大部族贵族的支持。西宁一带的喇嘛教叛军被清军基本剿灭后，罗卜藏丹津也没有勇气与清军正面交锋，最终携家眷逃往准噶尔。清军仅用十五天便歼灭叛军主力，胜利之速令雍正帝称赞此役为“十年以来从所未有之奇功”。

三、逐渐规范的统治

罗卜藏丹津逃亡后，失去领导核心的残余叛军不到一个月即被彻底肃清。为巩固青海这一重要战略要地，且纠正此次叛乱中遭受的损失，清廷采纳年羹尧建议，着手全面整顿青海的宗教、经济和政治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罗卜藏丹津叛乱期间煽动了大量喇嘛教僧侣，使喇嘛教成为重点整顿对象。叛乱据点塔尔寺被勒令遣散大部分僧侣，仅保留三百名资深喇嘛，并给予官方身份以维持寺院运作；其他寺院则被限制僧侣人数，最多三百，最少十数名，寺院建筑不得超过两百间。政府每年两次进行稽查，禁止寺院直接向属民征税。

在社会经济方面，清廷将直隶、山西、山东、陕西及河南五地的“军罪犯”调往青海从事农业生产；西宁一带招募农民和驻军家属，政府提供农资支持，并在前三年免征赋税；每年二月和八月，青海居民可与内地商贾展开大规模贸易，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可随时销售。

政治上，青海境内蒙古各部被划分为29个旗，严格界定领地及交流范围；各旗建立统一的官职体系，每年在西宁办事大臣监督下举行会盟；境内诸王、贝勒轮流前往京城朝贡，实行“三年一次，九年一周”的制度。

总体来看，经历了罗卜藏丹津之乱的短暂动荡后，青海地区在清廷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下迅速走向稳定。这份稳定不仅巩固了青海的社会秩序，也为清廷维系周边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此代价低廉而成效显著的平叛，实至名归地成为清朝的一次“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