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宗大历三年，幽州的兵马使朱希彩联合副经略使朱泚，以及朱泚的弟弟朱滔，发动了一场残忍的政变，亲手杀害了当时的节度使李怀仙及其整个家族。此后，朱希彩不但自封为节度使，甚至向朝廷递交奏折，请求获得正式的任命。朝廷依照“规矩办事”，迅速发出圣旨，言辞恭维朱希彩，宣布任命他为新任幽州节度使，然而李怀仙的死却没有被提及，仿佛那位节度使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连蚊子都不如。

到了大历七年，四年后的幽州再次发生动荡，朱希彩最终被自己麾下的部下所杀，朱泚又自任节度留守。朝廷不知是否因疲于应对这些内部风波，竟然将上一届的圣旨抄送了一遍，仿佛历史从未发生过变化，重新确认朱泚的权力。

再过两年，到了大历九年，朱滔趁哥哥朱泚前往京城朝拜之际，迅速篡夺了兵权，将自己的哥哥推下了权力的舞台，让他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朝廷此时对朱泚的遭遇完全漠视，甚至没有对这位曾被树立为“忠义典范”的节度使表示丝毫的同情，再次重新发出圣旨，合法化了朱滔的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不禁好奇，幽州的将士们为何如此嚣张，频频通过兵变去除上司？而朝廷为何总是对这种事态漠不关心，置若罔闻？事实上，幽州的情形并非个例。此时，唐朝的许多地方节度使，诸如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淄青节度使、淮西节度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等，都有类似的现象。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招募兵马，拥有完全的军事独立；更有甚者，他们的官员自我任命，人事独立，财税自主支配。这样的藩镇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土皇帝”的模式。藩镇割据局面逐渐形成，唐朝的中央政权也因此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危机。

随着历史的推移，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严重，尤其是在黄巢起义之后，许多藩镇几乎变成了独立王国，而大唐帝国进入了逐渐走向衰败的阶段。藩镇割据的现象，是对大唐帝国真实面貌的深刻揭示，也让唐朝的289年历史，凝结成一句话：大唐帝国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从豪门政治到庶族政治的转型史。

在唐玄宗的开元初期，曾出现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大量士兵逃避征役。唐朝在开国后，实施了府兵制：士兵在平时从事农业，战时则充当兵员，且终身服役。除了享有分配的土地外，这些士兵的全家还可免税、免徭役。然而，随着土地私有化加剧，朝廷再也无力提供足够的土地用于招募府兵，使得府兵制度走向了困境。

到了开元十年，宰相张说为唐玄宗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改府兵制为募兵制。这种新制度下，士兵不再依赖分配土地，也不享受免税和免徭役待遇，而是通过支付薪资来雇佣职业军人。募兵制的士兵素质远远高于府兵制的士兵，使得唐军在开元时期的强盛与这一制度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当时的战争多发生在边疆，朝廷因此在边地实行了军镇制度，赋予节度使一定的军政权力，这为藩镇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最初，藩镇节度使的任命和调动频繁，士族集团也非常热衷于在藩镇建立军功，然后借此荣光回朝，谋取更高的官职。然而，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大规模启用胡人担任节度使，削弱了士族集团的权力和影响力。同时，朝中的文士开始抬高自己的地位，蔑视边将，认为他们是粗鄙之人，无法担当大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九龄，他曾一度反对一些边将人物如张守珪、牛仙客等人的晋升。

这种风气逐渐加剧，使得节度使与朝廷之间的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节度使的继任者通常是地方上选拔出来的，且这些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朝廷对其的控制力逐渐减弱。

无论是李林甫主张启用的“胡人”，还是张九龄提倡的“鄙视边将”思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自庶族阶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寒门士族。唐朝自北朝建立以来，便是一个以豪门政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豪门家族如李、王、崔、卢、郑、韦、杨等几大家族垄断了社会资源。尽管科举制度为庶族提供了上升的通道，但庶族最终仍无法撼动豪门家族的地位，因为科举只能让个别庶族家庭光宗耀祖，却无法改变整个家族的阶级地位。

藩镇成为庶族阶级突破豪门控制的一个途径。在远离朝廷的地方，庶族集团通过掌控藩镇，迅速积累权力和财富，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性权力中心。于是，藩镇割据成为了必然结果。

最初的割据藩镇主要是“河朔三镇”，即幽州、成德和魏博三镇，这些藩镇长期与朝廷对抗，节度使的职位往往世袭且不纳税，甚至直接与朝廷发生武装冲突。在唐德宗时期，这些藩镇与淄青节度使联合，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四国相王”的政权，完全把皇帝当作傀儡。

河北的藩镇之所以如此无法无天，跟唐代宗的失误密切相关。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为了安抚投降的叛将，将他们任命为节度使，并集中在河北。然而河北地区本就因为历史原因对朝廷缺乏向心力，加之该地区士族集团长期对朝廷不满，最终导致了朝廷的控制力被削弱。

此外，唐代宗在削弱武将兵权时接连犯下大错，这让武将和朝廷的矛盾加剧，甚至当吐蕃入侵长安时，唐代宗未能得到有效的支援。从此，藩镇不仅失去了对朝廷的忠心，还失去了对朝廷的敬畏，割据局面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藩镇的割据现象不仅表现在与朝廷的对抗上，还体现在它们内部的内乱。几乎所有的割据藩镇节度使，最终都死于内乱。内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庶族阶级的构成复杂，利益诉求不一，无法形成强大的核心力量。其次，藩镇的军事性质使得它们在处理冲突时，暴力成为了主要手段。

从唐代宗到唐穆宗，每一代皇帝都曾试图削藩，但由于决策失误，导致了割据局势的加剧。即便唐宪宗历经多年努力，平定了大部分割据藩镇，最后也未能杜绝这种局面。唐穆宗短短几个月就摧毁了唐宪宗十五年的成果，导致河朔三镇的复叛。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庶族集团与豪门集团的深刻矛盾。豪族子弟出任节度使时，割据现象很少发生，因为他们的家族利益深深植根于朝廷。而那些世代服务于藩镇的将领，由于未能进入朝廷，便选择通过割据谋取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