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兰台。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在清朝，连满洲人自己都对清世宗雍正帝充满了不满和反感。

雍正帝在位期间，曾多次亲自书写旨意，发布了一系列针对旗人的“禁令”。其中，严禁旗人酗酒、赌博等行为，虽然这些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有些规定简直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不仅禁止旗人观看戏剧和阅读小说，还严令旗人不得使用铜器、不得穿绸缎衣物，甚至连多吃肉这种日常生活的习惯也被禁止。而这些禁令的实施，还要求王公大臣和佐领等官员严密监管旗人的日常生活。

雍正帝这一系列禁令，尤其是禁止旗人看戏、读小说和多吃肉的措施，迅速引发了八旗民众的强烈反感。那么，为什么雍正帝的这些禁令会激起如此大的反响呢？表面上看，似乎是与当时普通旗人的生计困难直接相关。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显现，并在雍正朝变得更加严重。

从康熙年间开始，旗人面临的生计问题已经成为清帝国的一个重大挑战。而到了雍正时期，情况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根据八旗制度的规定，旗人如果不能从事“当差”或“当兵”的工作，不仅没有收入，而且连他们的爵位俸禄都会被停发。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旗人成年后不能担任官职或者当兵，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收入，还包括了传承下来的爵位所附带的俸禄。

举个例子，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和珅这个名字。和珅出自满洲贵族钮钴禄氏，他不仅娶了直隶总督冯英廉的孙女，还拥有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和珅本来打算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确实考取了秀才，但根据清朝的制度，如果他没有“当差”，那么不仅没有工资，连爵位所带来的俸禄也会被停发。考虑到和珅家境贫困，父母早逝，若失去了俸禄，他就无法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于是他不得不选择从军，而不是继续科举。这个例子反映了八旗制度下旗人生活的残酷现实。

清朝入关初期，八旗人口稀少，旗人无论是“当差”还是“当兵”都比较容易，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康熙后期，八旗人口急剧增加，原本有限的“当差”和“当兵”名额变得异常紧张，许多旗人无缘得到工作。由于八旗制度规定，不能“当差”或“当兵”的旗人不仅失去工资，还无法享受祖先传下来的爵位俸禄，很多家庭因此陷入贫困。

到了雍正帝登基时，普通旗人生活已经陷入困境。许多人原本希望雍正能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计，然而雍正却首先颁布了许多禁令，尤其是禁止旗人多吃肉的举措，让旗人感到愤怒和无奈。大家甚至感到，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维持，雍正却下令禁止他们享受肉类的饮食。

事实上，八旗的生计困境与八旗制度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是一种军事制度，最初起源于唐代的府兵制度，并受明朝中后期“家丁亲兵”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后期，边军将领身边有一批专职的“家丁亲兵”，他们不从事生产活动，只专心习武，具备极强的战斗力。努尔哈赤将这种制度加以改造，结合唐代府兵制度，建立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运作模式，使得清朝的皇帝成为八旗这支军队的总指挥，爱新觉罗皇族成员担任高级指挥官，普通旗人则是士兵，连包衣也并非所谓的“奴才”，而是军队中的后勤人员，如炊事兵、卫生员等。

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后，爱新觉罗皇室并没有解散八旗制度，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制度。八旗制度的核心规定是，旗人的生活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当差”，要么“当兵”。而能够“当差”的旗人始终是少数，大部分旗人只能选择从军。而为了确保“旗兵”的战斗力，爱新觉罗皇室时常告诫旗人“不荒骑射本业”，并尽量保持入关前的朴素生活方式，不能被中原的奢华所迷惑。

清帝国甚至曾下令：“我朝发祥以来，列圣垂训，八旗兵丁均以弓箭为生，必须永远遵行。”而嘉庆帝在驳斥御史罗家彦请求允许旗人从事手工业时，也明确表示：“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骑射将置之不讲…岂不大相刺谬乎？”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旗人生活贫困，依然不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谋生手段，除非是从军。

因此，雍正帝上台后，最先发布的旨意不是解决旗人生活困境，而是要求他们保持朴素的生活方式，甚至减少肉类消费。对于雍正来说，旗人能否活得下去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保持武勇，这样才能确保八旗军队的战斗力。

正因为如此，许多普通旗人对雍正帝这一系列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雍正朝，已有旗人抱怨道：“好象套上了黄笼头，死活都得由人家牵着。”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旗人对这种束缚感到愤怒和无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背景分析，相信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雍正帝颁布的这些旨意，尤其是有关生活习惯和饮食的禁令，最终会遭到普通旗人的普遍反对。你们怎么看待这一历史现象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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